桔子水晶酒店集团创始人吴海于2015年3月发表公开信《致克强：对企业好才能真的对人民好》，之后得以面见总理。但2018年年初，吴海直言，许多问题依旧没有改观。 
每年全国两会结束之后综述过去一年里有关政商关系的“大事”与“大势”，于我们而言，已成一个不言的约定。回首过去一年，一些年初热闹非凡的话题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另一些事件却意外掀起波澜，甚至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
抛去戏剧性的人与事，观察中国的政商关系或营商环境，不难发现一些需要长期稳定追踪的基本面向：制度建设、方针政策、反腐、金融、地产、财税、人事、招商与投资、社会阶层，等等。很多面相的变化已开始挑战过去数十年来我们用来分析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经典概念、惯性思维和基本判断。许多旧的分析框架已跟不上变化，新的概念体系则仍在建立过程中。
更重要的是这些“事”背后的“势”。通过盘点，我们发现，虽事有各异，但势不可挡。这个势用一个词概括，就是“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再次强调：“对企业来说，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才是阳关大道。”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要破障碍、去烦苛、筑坦途，为市场主体添活力，为人民群众增便利。”
无论某些具体的事件可能让你如何迷茫，来自最高层的宣示清晰地表明，进入新时代之际，急需脱胎换骨的中国新经济，必须要有一个配得上的新型政商关系。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国家-市场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过四十年回头看，另一种新的国家-市场关系，将脱胎于今天的这些点点滴滴。
一、十九大定调新时代发展路线图，改善营商环境成为新共识
十九大报告重申“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路线图。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速增长”阶段形塑的政商关系，也必然要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改造。这个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这条主线下的各种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势必继续深刻形塑新型政商关系的方方面面。
十九大报告中没有“营商环境”一词，但高层在过去一年里不同场合的反复强调依然表明了这个议题的重要与迫切。比如，6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如果横向比较，我国营商环境排名不仅落后于发达经济体，也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要大力提升营商环境建设，因为‘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强调哦，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快制度建设、法规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正式公布。这是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
在这一系列文件和讲话的作用下，改善营商环境也成为地方政治话语中的一个新时尚。在GDP锦标赛的话语叙事淡出之后，如何通过改善营商环境这一软实力促进经济发展，成为新一轮“制度创新”的赛场。
中央明确指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要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上海提出要“对标国际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广州将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城市新名片推广，天津市委在文件中喊出了“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的理念。浙江“最多跑一次”的改革得到多方关注，辽宁还成立了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然而，真正的问题是这些文件和口号如何落地，如何真正改变过去传统的激励机制。
因2015年发表公开信《致克强：对企业好才能真的对人民好》而得以面见总理的桔子水晶酒店集团创始人吴海去年没有再去中南海，但2018年年初直言许多问题依旧没有改观。他在自己微信公号中发出的新文章《又写了一封信》，依旧道出了众多企业家的真实心声。
二、重拳整治金融乱象，金融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
从2015年“私募一哥”徐翔被抓开始，金融市场的动荡就似乎和娱乐效果撇不清关系。原因大概是因为一旦盖子哪怕揭开一点缝隙，也往往被戏剧情节折服。商场上，保监会对前海人寿违法案件作出行政处罚、赵薇夫妇受罚、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总裁王银成接受审查、明天系实际控制人肖建华被“请回”内地；官场上，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倒在金融系统地震的震中……。最有震撼效果的还是安邦，它的最终被接管，让许多人觉得震惊。
如果只纠缠这些眼花缭乱的新闻或“秘闻”，可能就会忽视背后真正的关键。毕竟对那些秘闻，我们能知道的永远只是冰山一角，国家的战略却是白纸黑字。就在中央纪委发布项俊波被审查消息（4月9日下午2点30分）后不到三个小时，中国政府网发布李克强总理之前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3月21日）上的长篇讲话。在谈到“严防金融风险和腐败”时，李克强强调：“对金融领域腐败要坚决查处、严惩不贷。”“严厉打击银行违规授信、证券市场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保险公司套取费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个别监管人员和公司高管监守自盗、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等非法行为，必须依法严厉惩处、以儆效尤。”
金融乱象被整治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大势的转变。“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设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中央既定的方向。那些可说或不可说的资本迷局，也大都跟这三个字有关。正如南方某报记者黄河在一篇最终未能发表的精彩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毒瘤不在于某个具体企业，而在于一种“模式”，一种资本市场的估值体系的膨胀和扭曲如何造就企业不败神话但又埋下重大隐患的模式。银行、信托、券商、保险、互联网金融是否可以继续靠金融“创新”过好日子也许还有待观察，但“脱实向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不仅仅是舆论的变化，而是结构变化。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到中国需要警惕资产价值崩溃的“明斯基时刻”，也就是要对隐藏的风险有所预案。
金融监管的趋严短期来看会让一些资本有更加强烈的出逃恐慌。正如我们下一条会说的那样，这个问题已通过政治的方式得到遏制。毕竟到2017年，金融安全已上升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商界大佬们来说，政治链断裂而不是资金链断裂才永远是真正的命门。问题是，2017年金融领域的一系列地震，只是2015年股灾以来抓老虎的延续，还是新的开始？
三、“非理性”海外投资被遏制，规划外企国民待遇保投资
尽管2017年的全国两会已显端倪，但直到那个夏天，甚至许多久经商场的富豪们都没有意识到海外投资的风向已经真正转变，而且来得那么快。
一开始只是一些具体的交易告吹，但很快就传来了官方的明确宣告。7月，国家发改委发言人表示，有关部门将继续关注房地产、酒店、影城、体育俱乐部非理性对外投资风险，建议有关企业审慎行事。这个发言背后，是“冰火两重天”的投资格局：国内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对外投资增长却无比强劲。据6月发布的《2017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特别报告》，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交易金额大幅增长148%。海航、安邦、万达成为这一波海外投资并购的“头羊”。经济学家余永定的团队更是指出，中国在最近几年很可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资本外逃，资本外逃会导致中国资金枯竭恶化。
国家发改委的表态之后是央行、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多个部门的雷霆政策以及各种看不见的压力。正像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解释的那样，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些企业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融资问题，而是它们能不能承担“成为一个不守规矩的公司”所带来的政治后果。随后万达集团将其旗下七十余家酒店折价转让，但万达并不是唯一需要守规矩的公司。到2018年初，有关部门宣称“境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逐渐回归理性”。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非金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1201亿美元，比2016年下降29.4%，与2015年基本相当，2016年实际上是存在一个非理性的增长。
除了要“逐步建立境外投资管理的长效机制”，如何让海外资本在中国更安心，也考验各级政府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的诚意。“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外资企业国内上市、继续维护自由贸易摆上了中央的议事桌，但外资企业如何真正落实国民待遇还需要法律和政策的持续跟进。2017年全国各个自贸区、开发区的业绩，几家欢喜几家愁。各地“招商引资”过程中屡试不爽的“包揽型政商关系”的老“套路”，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内地劳动力市场、人口结构、阶层结构的深刻变革，还有国际贸易环境的风云变幻。
四、产权大案重申引发震动，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释放积极信号

原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雏军2005年8月遭到刑事拘留，2008年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一审获判有期徒刑十年，2012年9月提前获释出狱。
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消息：人民法院将依法再审张文中（原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顾雏军（原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美兰（江苏牧羊集团前董事许荣华之妻）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
这则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可见营商环境尤其是法治环境与企业生死的关联度之高。消息发布的第二天，2012年出狱后一直奔走喊冤的顾雏军对媒体表示：“感谢这个形势。”2018年3月，张文中在一次公开论坛上宣读了一封表达感谢之情的信。
这个“形势”就是企业家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上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意见中提出的“加快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关乎企业家精神的保护和市场预期。中央及政法部门密集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2016年3月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6年11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2017年8月发布）。
201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公司法司法解释（四）；2018年1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2017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民法总则》，向民法典的编纂完成迈出了一大步；十九大报告则首次将“人格权”一词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文件。
如上变化，对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全体人民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法治成为营商环境建设的前沿阵地，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产权司法保护是切入点。各地纷纷跟进，比如广州市在2017年制定了《提升广州市法治化营商环境总体工作方案》。除此之外还有大数据司法的突飞猛进，诚信体系建设、法律文书公开、智能审判等领域的大发展，以及成立杭州互联网法院这样的探索，政法部门已成为掌握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最为娴熟的部门之一。这除了具有产业意义之外，还有更多值得探讨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五、工商联换届注入新鲜血液，两会代表委员“新老交替”
许多媒体都注意到了今年全国两会上企业家代表和委员构成的变化。
首先是人数大幅减少。数据显示，参加今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一次会议的亿万富翁人数为153人，其中有79人担任全国人大代表，74人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总计比第十二届少了56人。其次是结构的变化。互联网行业的人数超过了房地产行业，一些过去的地产大佬不再连任。
一些媒体将这个现象解读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地位下降。但在我们看来，毋宁说这更好地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经济结构。从技术角度来说，对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提名要经过有关部门的“综合评价”，经济财力向来不是唯一的标准。这份新的名单上的企业家，应该经历了思想状况、政治表现、社会责任乃至守法诚信方面的层层考察。
同样值得观察的，除了哪些企业家会被邀请参加中南海里的座谈会，还有各级工商联的换届。新任全国工商联主席、党组书记、副书记这三个人选都具有央企领导背景。此外，担任全国工商联兼职副主席（11名）和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14名）的企业家并不都在富豪榜上位居前列，来自新兴产业、军民融合产业的企业家取代了来自房地产业的大佬。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十分明显。随着改革开放早期一些旗帜人物的陆续离去（比如浙江企业家鲁冠球先生），新生代民营经济的“继创者”们注定要承担起更为重要的历史责任。
新老更替不仅体现在顶级富豪上，也包括了庞大的小微企业主。2018年1月召开的全国个体劳动者第五次代表大会展现了个体工商户的活跃和成长。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小微企业活跃度调查表明，全国新设小微企业周年活跃度在70％左右。截至2018年3月，我国各类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亿户（其中企业超过3100万户），五年增加70%以上。这种井喷式增长背后，是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主体在构成上的巨大变化。
从来没有任何体制内工作经历、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学历更高的年轻创业者人数大幅增长，他们将如何传承、学习、塑造新型的政商互动模式，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议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