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的罪与张维迎的锅 ——兼议郎咸平的是非漩涡

发布时间:2019年10月22日 浏览量:143

    “郎顾之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历史积怨却难以消融。案件反转初尝胜果的顾雏军,难以克制失去了五家上市公司所有股权的不平心境,下决心要让证监会给个说法。北京高院的一纸判决,尚不知能否扯出顾声称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内幕,让当年那些扛罪的人、背锅的人得到稍许安慰。如若因顾案的反转能引发人们回归到理性讨论国有企业改制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能够警示有关部门依法办事,或许对中国目前的政商、营商环境改善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来,发端于民间而话题大到一定程度且扭动了中国企业改革方向的大鸣大辩,莫过于15年前的“郎顾之争”。随着证监会对顾雏军等人的行政处罚、顾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顾案八人获刑、出狱后不顾一切喊冤、高院再审、巡回法庭改判、顾诉证监会二审获胜,舆论大浪荡起无数泥沙,卷入的人数之多、份量之重、时间之长、后果之重,暂无第二。

    15年来,相关的公检法部门、地方政府以及参与企业改革方向讨论却被盖上“一顶大锅”的学者们,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涉案人员及家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及难以名状的苦痛。反思整个过程,梳理出若干需要引起全社会重视的问题,或能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一小步,这样的代价也算没有白付出。

    2019年10月14日,顾案又有了新进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行政判决书((2018)京行终1233号、1235号),否决了证监会的上诉,维持一审原判,是为终审,这也意味着顾雏军赢得了对证监会的终审行政诉讼。案子虽然赢了,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严肃的法律案件或将面临搞笑的结果,司法界很有可能出现百年不遇的经典案例。

零:严肃案件真会搞笑?

    2015年12月,出狱后的顾雏军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证监会公开当年对科龙电器立案调查的相关文件。

    2017年12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责令证监会限期答复顾雏军信息公开申请。判决书要求证监会向顾雏军公开《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同时判决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向顾雏军公开在2005年对科龙电器启动立案调查程序的主席办公会议的立案调查理由、立案调查结论、会议举行时间、参会人员名单、会议内容、会议表决内容、会议纪要等信息。

    2018年1月,证监会对上述判决提起上诉。证监会的主要理由是:《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属于证监会内部管理信息,不应予以公开;主席办公会议相关信息也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这些信息应该保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支持了顾雏军的诉讼主张。1233号判决书认定顾雏军申请公开的《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不属于内部管理信息,证监会不予公开的理由不能成立,证监会应继续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1235号判决书认定证监会以信息属于国家机密为由不予公开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理由也无法成立,证监会应继续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

    顾雏军是10月15日收到终审判决通知书的,通知书不仅支持了一审关于撤销涉诉行政告知书这一决定,还否认了证监会以保密为由不同意公开相关信息的要求,证监会必须就顾的这一信息公开诉求重新给出答复。从这个意义上说,顾诉证监会案完胜。

    但上帝似乎跟顾雏军开了个无比不严肃的玩笑。在本案一审期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尚未修改,证监会依据当时的《条例》做出了不公开的答复,不公开的理由无外乎保密信息。在二审判决否定了证监会的理由之后,证监会似乎很难再有别的什么理由继续其不公开的行为,毕竟《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有所约束,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以相同的理由和事实来对待需要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司法判决。也就是说,证监会在重新作出信息公开的答复时,不能不公开《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以及2005年证监会对科龙公司启动立案调查程序的主席办公会议立案调查理由、立案调查结论、会议举行时间、参会人员名单、会议内容、会议表决内容、会议纪要等重要信息。

    然而,立法与司法在时空上的交错无意中让本案有可能上演魔幻情节。顾雏军拿到二审判决后发表的一番激烈言词能否梦幻成真,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时钟回拨一点点就会发现,2019年5月15日,国务院颁发的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明确规定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常态、以不公开为例外,并明确规定了几种可以不予公开的例外情形,除原有的保密信息不公开之外,新条例还明确列举了行政机关内部管理信息、过程性信息、行政执法案卷信息也可以不公开(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时空转换,顾雏军在提起诉讼以及一审判决时,适用的是尚未修改的旧条例,到了二审判决出台以及证监会日后做出重新答复时,却面临的是修订完毕并已进入施行状态的新条例。证监会一直不予公开的涉案七项信息会不会在新条例下又多了一重不予公开的理由呢?倘若如此,顾雏军在这时空穿越中肯定要晕了,令其诉讼之路再多一劫——虽然保密理由被否,但证监会有机会以新条例为自己争取有利的局面。

    就顾雏军申请信息公开一事以及本案判决可能面临的问题,笔者电话请教了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科龙副总裁严友松的辩护律师李江。20年前海南凯立诉证监会的行政案件中,李江就是海南凯立的代理人,那是证监会迎来的首例败诉案件。科龙案件立案后,李江曾代理严友松申请过行政复议,并参加了证监会召开的复议听证。对于顾雏军申请公开的这些信息究竟应不应该公开、有没有必要的问题,李江认为,顾雏军案件的信息原本不只有政府信息公开这样一条路径。按照现行法律规定,行政处罚奉行公开原则,行政机关应当保证当事人的知情权,并向当事人出示处罚依据和证据。在行政复议环节中,当事人也可以查阅案卷,从而获知必要的执法信息。如果还不能满足知情权的需要,也可以启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程序。李江认为,在当年针对顾雏军、严友松等人的行政处罚程序以及行政复议听证过程中,证监会也曾经出示过有关证据,只是没有顾雏军在本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所要求公开的这些信息。现在,作为案件当事人,顾雏军要求获知这些信息并不为过。尤其是新修改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删除了“三需要”门槛,就是要为信息公开提供便利,以期最大限度地推动建设阳光透明法治政府的目标。在此背景下,顾无论是基于什么理由,都有权去了解和掌握对自己终生造成巨大影响的该案的相关信息,如果是为了取证,就更有必要。顾不惜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来申请信息公开,也足见其当年在行政处罚以及行政复议程序中获知的信息有限,也说明这些信息对顾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这两份行政判决以及案件的前景,李江持谨慎态度。首先,顾的胜诉并不等于相关信息就一定能够公开。法院只是认定证监会不予公开的理由无法成立,从而判决证监会重新作出答复,也就是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司法判决并没有责令证监会公开相关信息以满足顾的要求。其次,证监会在重新答复时,必须遵守的限制条件只是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重复作出答复,但并不等于证监会不能以其他理由作出与此前一样的不予公开的决定。证监会依据法院判决作出重新答复,实质上是一个新的行政行为,可以根据该行为作出时的法律法规为依据。这样,2019年5月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很有可能成为案件的关键。简单地说,证监会如果主张上述信息应按过程性信息或者案卷信息来定性,那么,顾雏军则又会面临这些信息究竟是不是过程性信息或案卷信息、可不可以公开的问题。就此担忧,李江还特地提到了最高法院的一个关于行政许可法的司法解释。在那个司法解释中,对于依申请而实施的行政许可发生诉讼时,解释规定的审判原则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许可案件时,应当以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后实施的新的法律规范为依据。”

    李江认为,北京高院这两份判决在实质内容上是有差别的,1233号判决的前景相对乐观一些。该判决认定《证券期货案件案件调查规则》不属于内部管理信息,明确否定了证监会的实质性主张。即使日后也很难认为这一规则属于过程性信息或者案卷信息,证监会几乎没有不予公开的理由。而1235号判决就有所不同,该判决只是认定证监会主张保密信息的证据和依据不足,因而不予公开的理由无法成立。但对于这些信息究竟是属于什么信息并无定论。证监会在重新作出答复时,如何定性这些信息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了。

    顾雏军本人则表现的非常乐观,他对笔者说,法院判一个人违反了刑法,首先得让人知道刑法的内容吧,不然大家怎么做才知道没违反刑法呢?同理,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立案调查,也应该让所有的上市公司知道这个立案条例才行啊,否则谁也不知道公司触碰到了什么规定会被立案调查,或者说任由证监会自行掌握立案标准的使用权?顾更为乐观地认为,只要证监会按北京高院的判决公布《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证监会相关人员违法违规的事情就会暴露无遗。

    蹊跷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如何演变还有待观察。终审判决虽然没有要求证监会立即答复,但按规定,需要在20个工作日内做出新的答复。证监会如何答复、顾是否认可新的答复还无法判断。有律师认为,如果顾不接受新的答复,仍可再次起诉证监会。

壹:顾雏军的罪

    2019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宣布了顾案再审结果,与严友松等人被宣告无罪有所不同的是,顾并未完全脱罪,只是部分无罪且被减刑至五年。满怀憧憬希望完全脱罪的顾雏军,怒气匆匆地冲出休息室直奔机场,当天晚上就回到了北京。似乎在北京比在广东更能让他多一些安全感,即便广东曾是他达到事业巅峰之地。

    顾对笔者说,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用毕马威报告中“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给其定罪五年是故意给他留个罪名,是与党中央的精神相违背的。著名律师李江认为,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不应用“疑似”的事情作为证据定罪。而且,在审理顾雏军案件过程中,从一审、二审到巡回法庭再审,检察机关有大把的时间就怀疑的问题进行调查取证。如果证据确凿,庭审时就应公布证据,同时,判决书上也应写明依据什么证据量刑五年的;如果证据不充分,这项罪名就不能成立。

    时间回转到2005年7月29日,等候在首都国际机场的司机没有接到顾雏军,打电话到广东询问老板是否更改了行程。科龙的高管们马上意识到,顾可能未走出机场就被带走了。

    虽然早有迹象,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了,许多科龙的高管还是不愿意相信。此前,顾和他的部下正在寻找有实力的买家,准备转让科龙的股权。顾觉得,所有的监管行为都是有人故意为之,就是冲着他来的,他想离开顺德,离开这个伤心之地。而此前顾曾经对部下说,我对顺德是有重大贡献的。

    成也科龙 败也科龙

    2001年始,顾通过顺德格林柯尔收购了科龙电器;之后又收购了美菱、ST襄轴、亚星客车,不仅成为白电行业一方霸主,还成功地进入了汽车行业。家电业是中国最早向民营经济开放的领域之一,结果成了中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之一。而汽车领域,尽管李书福们哭着喊着要求放开,还是没能在各大国际汽车品牌杀进中国之前产生有一定竞争力的国内品牌。

    被ST了的科龙原本是顺德不错的家电国有企业,慢慢也得了和其他经营不善的国企一样的病,2000年年报亏损高达6.8亿元,这个量级的亏损对一个地方国企来说还是相当瘆人的。而且大家也不看好2001年,事实上,2001年亏损高达16亿元,据说大股东还欠着上市公司两亿多元的资金,至今没人追问这笔欠款是正常拆借还是非法挪用。雪上加霜,债权银行要求拍卖科龙股权还债,政府急呀,四下物色买家。几番比对、讨价还价,最后顾被告知有一天考虑时间,价格降到3.48亿元,要就要,不要就算啦。

    顾原本报价3亿元,高出4800万元让他有点不甘心。当天晚上召集部下部紧急开会讨论,为了不错过机会,最后决定按3.48亿元买下来,持股20.6%,作为单一大股东入主科龙。第二天就过户,在15个工作日内把3.48亿元交给对方。他认为,科龙整体上还是不错的,最大的问题是管理机制不好,内部成本控制不严,蛀虫太多。当年的采购负责人,在四家供应商里有干股。

    之后的两年,科龙发展顺利,2002年缴税2.6亿元,2003年缴税5.6亿元,逢年过节,政府官员不是慰问就是请吃饭。此时的顾雏军颇有些春风得意,而忘形与得意往往如影相随。

    不知顾事后是否意识到,其忘形处之一,证监局进场调查,顾从不露面;忘形处之二,不顾同行互不贬损的“默契”,公开指责当地明星企业美的重复计算销售收入,弄得各方都很没面子。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祸,也没有无缘无故的锅。在顾雏军出事儿之际,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也因为替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说话,在史上赫赫有名的“郎顾之争”中背上了收受顾雏军黑钱的一口大锅,张维迎收没收顾雏军的钱,下个单元再详细介绍。

    这里且说顾雏军真正走进广大吃瓜群众的视野,往前追溯,离不开2004年8月初郎咸平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和同期发表在《新财富》杂志上的文章,即《郎咸平:在“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格林柯尔》,标题值得现在所有的网络小编学习。文中的顾雏军,当仁不让成了这场盛宴中的猎食者。

    彼时,顾雏军或许还沉浸在功成名就的喜悦之中,对于这篇即将引发一场大讨伐的文章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当时顾简单地理解为是郎对其一笔公关费不满导致的个人恩怨。于是,顾只是简单地公开了多年前郎教授曾长期使用过格林柯尔陆港两地车的一桩旧事。后来虽然在香港起诉了郎,但因自己吃了官司而不了了之。顾的老部下认为,正是郎咸平的这篇文章将科龙推向舆论风口,导致证监会以科龙“违规担保”为由进场调查,最终以顾雏军等八人入狱为结局收场。

    吃瓜者获刑 董事长助理抱憾离世

    广东高院二审对顾雏军判决的第一项罪名,正是顾为了收购科龙而仓促成立的顺德格林柯尔虚报注册资本罪。

    公开资料显示,顺德格林柯尔是2001年10月在容桂镇人民政府出具担保函的情况下得以注册的。2002年的公司法要求收购金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金的50%,而且要求实缴,彼时的顾雏军还真没有像他吹得那样“本老板不差钱”。据参与收购的工作人员说,顾拿不出那么多现金去注册,于是将顾的十几项专利无形资产作为注册资本,占比高达75%。最初年检没通过,容桂区办事处(原容桂镇人民政府)第二次出具了公函才使得顺德格林柯尔得以通过年检。

    顾是聪明人,知道这里面有坑。而随后的填坑动作不仅让他本人获罪,还连带着老部下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一同获刑。

    庭审中,张细汉的律师是这样陈述的:时任深圳格林柯尔负责人的张细汉,接到刘从梦的电话,说老板要转账,让他派人把“章”送过来。涉及到公章财务章,张怕路上有闪失,带着助手小莫一同到了顺德。二人如约来到顺德某农商行,时任科龙总裁刘从梦带着董事长助理刘义忠已经等候在那里。刘从梦让助理带着小莫去办事儿,自己和张细汉坐在行长办公室休息。等候期间,张细汉吃了一片西瓜和几个小西红柿,并未参与直接的转账过程。就吃了一片瓜的功夫,这位中科院硕士便获刑一年缓刑两年,处罚金10万元,实际关押了两年半。难怪张细汉在再审宣判前与严友松聊天时不无调侃地说,他的牢狱之灾都是一片西瓜惹的祸。

    刘义忠时任科龙电器董事长助理,和总裁一起到银行现场办理了科龙至格林柯尔系之间的转账手续。作为执行人,二审与张细汉一样获罪一年缓刑两年,处罚金10万元,实际关押两年半。刘义忠学历不低,是个博士,但作为董事长助理,老板的指令岂敢不执行?更何况,是总裁亲自带着他到银行办手续的。董事长助理获罪而总裁却毫发无损,刘义忠庭上庭下一直喊冤。出狱后为养家同时打好几份工,发现癌症时已经是晚期,于2012年2月病故。

    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开庭时,刘义忠的妻子全程旁听。2019年4月的清明节,获悉最高院即将宣判,她专程到刘义忠坟前送信儿,以此告慰这位抱憾离世的刘博士。

    刘从梦在“农口”工作过,有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收购过程中,顾委派刘从梦负责与政府大股东对接,常驻容桂,收购的框架都是他在前方谈的。也许是收购有功,刘被顾派到科龙任总裁。庭审中,有律师提出,刘从梦直接参与了整个收购过程,而且是格林柯尔方与政府的对接人,如果注册有问题,刘的责任更大;而且转账的时候刘从梦也在场,为何总裁刘从梦没有被提起公诉反而是董事长助理获刑?法官当场表示,刘从梦不在此案审理范围之内;但事后也没见刘被另案处理,瓜民们对此猜测不已。

    同样不在此案审理范围之内的还有容桂镇政府(官员)。如果说顺德格林柯尔是违规注册,那容桂镇政府难辞其咎,政府招商行为不规范,才让顾有了“腾笼换鸟”的空间。再退一步说,如果顾不通过走账凑够12亿元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也就没有后边的顾雏军案了。

    顾雏军等人喊冤,与上述事实不无关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再审,考虑到公司法于2005年已经修改了无形资产注册比例,且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将二审判决的虚报注册资本罪改判为无罪,最终保留了前面提到的五年刑期。

    复盘陈年旧事,并非要给谁“追认”个罪刑,只是想把尘封在历史中的东西理一理,给各方面提个醒而已。毕竟,中国的改革和法治建设都是一步步摸索着石头过河走过来的,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事实上,地方政府也挺不容易的,急于脱困又找不到有实力的买家,才会有了一些急就章的操作。

    不过,当时给困难国企选择“女婿”的重要标准还是要找个做实业而非股权炒作的买家。也许正是当地官员力主引进民营企业的做法,才使得容桂所在地顺德乃至整个佛山,成为民营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核心产区之一。

    功焉?过焉?一言难尽!

    身陷囹圄未能奔丧,无法释怀之痛

    顾失联的第二天,坚守在广东的科龙副总裁严友松,原本约好与海信老板及政府官员会面,讨论海信收购科龙事宜。为了不牵连他人,特别是不想牵连政府官员,临时取消了会面。当晚在一个面馆吃面时被警方带走。

    严是北航的硕士,在科龙分管销售,无论是挪用还是担保,自认为只要和钱有关的事都扯不上他,信心爆棚。因此,尽管风声越来越紧,他依然坚守广东,协助股权转让谈判。

    说到科龙被收购,这里插播一条花絮,2005年5月,笔者听说顾打算把科龙卖掉,专门打电话给长虹电器董事长赵勇,问他对接手科龙是否有兴趣。赵勇毫不含糊道:当然。笔者当即告诉赵董,信源可靠,抓紧跟顾谈吧。

    时任长虹董事长的赵勇,原本是是四川绵阳副市长,在长虹海外公司出事儿后,接替倪润峰执掌长虹大印。赵年轻有为,在长虹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半点官气,泥里爬水里滚把长虹拉上岸。但长虹只是黑电巨头且财务状况不尽如人意,正需要有新的发动机带动整体发展,如果能率先走进白电领域,实现“白+黑”,长虹的整体竞争力将会提高一大截。彼时的赵勇已经对家电行业了如指掌,收到笔者的电话连一秒钟都没犹豫。后来笔者听说,因为海信报价高,长虹没有抢到科龙,转身收购了美菱。顾出狱后表示,应该把科龙卖给长虹而不是海信,个中原委只有顾本人最清楚。

    话说科龙这位销售副总裁严友松,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能进监狱,从在监狱里第一次会见律师到最终被判无罪,他一直认为,家电业普遍存在的“压货”行为不应该算作财务造假,他多次跟笔者提到,如果把会计年度调整到5月起始就会清楚看出,因家电销售季节性周期所产生的压货行为并非是企业财务造假,而是行业销售普遍的特征。其代理律师李江、袁军一直在为其做无罪辩护。

    但起诉书认为,顾及其管理层在四年经营期间,为粉饰财报而在年底进行突击压货,存在虚增业绩的主观故意。作为分管营销的科龙高管严友松觉得非常可笑。年度压货是家电行业的惯例,今年压给经销商的货,明年开春经销商就都得帮助把货销售出去,实在销不出去的退回来,年底进行下一轮压货,周而复始。从财务角度看,去年压货形成销售额,增加了去年的销售,同时也侵蚀了今年的销售。站在四年连续经营的角度看,这种相近规模的连续性压货行为与年报业绩粉饰没有直接关系。相反,今年底的压货对上一年压货做出补偿,从而从动态上对科龙财报做出修正,让科龙财报更真实地反映了科龙当期经营的真实情况,这符合企业会计八大原则之一的可比性原则。从事后数据上看,在顾接手后,科龙年底压货总量都没有超过当年销售额的5%,其压货比例远低于顾接手科龙之前。强行把压货与虚假粉饰财报关联是枉顾事实,有强行加罪之嫌。行业广泛采用压货销售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各厂商年底通过压货实现对经销商资金资源的争夺。

    进去的第一天,别人都紧张得睡不着,严却坐在椅子上睡了一晚。在看守所的头几个月,严也一直在使劲地睡觉。他说,在科龙太累了,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休息一下。用不了三两个月,案子查清他就能出来了,出来后又得挨累。

    然而,情节没按他的想法往下发展。突然有一天,严想起证监会在科龙巡查时,一位处长说过:“信不信我要查你就能让你在里头呆上两年半。”处长一语成谶。无巧不成故事,严友松于2005年7月29日被带走,2008年1月30日被放出来,在里面整整呆了两年半,过了三个春节。严友松没想到他的实际关押时间比被判决刑期时间长出来那么多。

    看守所是关押犯人的地方。20多人的号子,有强奸犯、诈骗犯,还有杀人犯。杀人是重罪,犯人脾气十分暴躁,其他人随时可能遇到危险。为了不让自己绝望,也为了不让自己变成痴呆,严友松把里面能找到的所有武侠小说都看完了,还借来了牛津英汉大词典,从头到尾背了三遍。

    里面的日子无论多难熬,总会有出来的那一天,严觉得自己无罪,所以对生活的希望一直没有放弃。不幸的是,一直将严友松引以为傲的严父,精神受到打击后不到半年就撒手人寰。因为被关押,父亲病危严时没能探望,严陷入深深自责中。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严立即申请给家里打个电话,安排一下家事。严家在农村,经济并不富裕,儿子名牌大学毕业,平日里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儿子拿主意。老人去世,严友松希望,即使不让回家奔丧,至少可以打个电话给家里。

    狱方没有马上同意,说是要调查一下。事情就这么奇怪,严父的身份证与档案记录差了一个号,狱方认为严提供的信息有问题,不能证明严父过世,结果严友松在父亲去世时竟然连个电话都没打成。这件事让他一直无法释怀。严一直纳闷,什么人为了能给家里打个电话会说谎,骗人的理由竟然是父亲去世了呢?

     草民还是草民,不服再战

    太阳每天升起,希望还会有。

    至暗时刻,有人跳楼,有人隐于山林,但跌倒后爬起来的企业家也不少,广受赞誉的是原红塔集团的褚时健。褚老爷子推出褚橙时,从未谋过面的笔者敬重他的不屈不挠,买了不少褚橙当礼物送人。高院再审,顾被改判五年。无论他本人对判决是否服气,这是他眼下必须面对的局面。站着说话不腰痛的笔者认为,不服可以再战——再战商场。

    许多人也在猜测,顾能否成为第二个褚时健?

    顾的老部下也都希望他能放下过去,重新来过。至于如何东山再起,可做的事情有不少:以自身经历释法、著书立说,推动法治进步;弄个企业管理智库,提供管理咨询;或者再玩个大点的,重新进入实业。但顾也曾经说过,如果不能全部改判,他是不会再经商了。顾告诉笔者,他的一篇物理学论文即将发表,这是他离开科龙后所做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这篇论文能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此生足亦。

    科龙一位前高管说,在制造业,顾还是有经验的。顾进去前,科龙和国际最大的家电品牌伊莱克斯的合作已经谈了多时,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伊莱克斯200升以下的冰箱都由科龙代工,顾当时已经整合了国内那么多冰箱产能,正有此意;伊莱克斯白电中国市场交给科龙营销团队去做。同时,科龙也可能通过伊莱克斯的全球通道把产品推向国际市场。顾曾公开放话,要做全球“冰箱大王”。如今,“冰箱大王”已成一梦,顾只能面对现实先解决生存问题。

    2019年4月11日,顾雏军致函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讨要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踏上了寻求财产退还的路程,这恐怕是他眼下最想做的事了。

贰:张维迎的锅

    企业家,他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就是有信心。别人认为不行而他认为行的事儿,即使大多数人都认为不行,他还是会认为行,而且还会继续往下做。我觉得,这种精神,只有少数人才有。

                                                                                                                                          ——张维迎

    横扫民企之“郎旋风”

    2004年,郎咸平风头无两。

    6月17日,搜狐网刊登了时任首席经济顾问郎咸平的专栏文章:质疑TCL股权改革方案。7月底,又推出了《四问海尔管理层》;8月3日,郎在复旦大学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同名文章发表在当月的《新财富》杂志上,彼时郎还兼任《新财富》首席经济学家;8月11日,《经济导报》刊登了《郎咸平舌战海尔:张瑞敏身份是国家干部》;8月13日,和讯专访郎咸平“是谁在合谋‘剥削’国有资产”;8月26日,郎接受凤凰卫视专访:中国需要立刻停止国企产权改革。在刮起这轮炮轰民企的旋风之前,郎咸平就因剑指德隆而小有名气。

    其时,郎咸平指责顾雏军的罪名和指责张瑞敏、李东生的罪名如出一辙——侵吞国家财富。郎说,顾雏军号称动用了41亿元收购资金,实际投入不过3亿元,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的七板斧巧取豪夺了大量国有资产。

    对于郎咸平的攻击,张瑞敏和李东生均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

    顾雏军却完全不顾部下的阻拦,于同年8月17日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了起诉书,以涉嫌诽谤罪起诉郎咸平。有人接招,郎咸平求之不得。顾在香港召开媒体见面会后,舆论炮火立马集中对准了顾雏军。随着顾被立案调查,郎咸平瞬间成为网红大V,被赋予了一个响亮且极具正能量的绰号——“郎监管”,江湖人称“平民证监会”。而那些曾经公开表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民营经济的学者被骂得狗血喷头。

    郎顾之争被分成两大阵营

     2004年8月28日下午,北京建国门内大街7号的一间会议室里,一个“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研讨会正在进行。到会的人员有张文魁、郎咸平、杨帆、杨德明、左大培、韩德强、杨斌等人,郎咸平第一个发言。郎发言时专门强调,主办方还邀请了吴敬琏、张维迎、林毅夫、茅于轼等人,但他们因各种原因都没到场。

    国研中心企业所的张文魁就“中国是否应该停止国企产权改革”讲了七点意见,核心观点是国企改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该重视并尽快完善制度,但不应因为出现问题而否定改革方向更不应该叫停。在场的人只有他的观点与众不同,承受了相当严厉的“商榷”。如果他能预想到更严厉的质疑还在网上等着他,他是否还会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呢?

    从这个研讨会开始,“挺郎”与“倒郎”几乎成了是否支持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通俗评判标准。笔者也俗一回,权且把支持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学者简称为“倒郎派”。

    除了张文魁,参加上述研讨会的人都被划入“挺郎”派。会场外面被划为“倒郎”阵营里的人很多,最著名的当属张维迎与周其仁两位教授。笔者年轻时也挺好学的,没少到北大蹭课,因为蹭课也认识了很多教授。博弈论蹭的就是张维迎的课;蹭周其仁的课很惨,教室爆满经常在过道站3个小时,每次课下来收获颇丰,于是私下里给周其仁改名叫“周奇人”。当然,这些老师都是站着讲课。

    2004年9月11日,这位向来不找事儿但也不怕事儿的“奇人”突然同意接受了《经济观察报》的专访:问题已经从指控三家公司侵吞国资升级为“所有产权改革都在侵吞国有资产”,“拍脑袋产生出来的产权改革思维,正是我们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到私人企业家手中的重要理论根据”。而区区在下,虽然至今尚没有被郎氏攻击波点名批判,但近20年研究的就是产权改革,白纸黑字写下的文字,向来对产权改革的实践和理念不遗余力。有人高调叫阵,不出来应一句太看不起人家。

    最让周其仁忍受不了的是:郎咸平已经声明,不但要“结束‘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而且要“改变国家政策的方向”,把中国变成“大政府主义的国家”。本来郎咸平们喜欢什么样的体制,自有他们的自由,他们愿意在大政府、大国有制下讨生活,我没有意见。但是谁也不要指天划日,非要把不愿意过那种日子的人也强拉进去。我不代表任何别人,只代表我自己。自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东北国营农场上山下乡,我对那种名义上是全民财产的主人,实际上眼看眼鼻子底下的浪费和挥霍都无能为力的体制早就够了。要知道郎咸平现在讨论的是国家体制,要是真按他的路线走,我自己连一句话也不曾讲过,到时候何处去找后悔药?

    周在这次访谈中详细介绍了他对科龙的看法:创业人团队的领导人叫潘宁,上世纪80年代从手敲电冰箱开始,做成南方最大的冰箱王。也是实际的产权与法律所有权脱节,虽然公司后来到香港上市,但控股权还是“集体”的,其实就掌握在镇政府手中。这样的公司,政企分开谈何容易?当年是靠潘宁等人的创业贡献和威信,才大体维持了一个我叫做“企业家控制的企业”的格局。可是潘宁的身份也是“国家干部”,到年龄就要退。潘退下以后,公司管理有一个过渡,接着就是所在地镇政府的头头凭控股权到科龙当了家。格林柯尔是从这个头头手里收购科龙的。撇开细节不论,我认为科龙的主要教训就是潘宁时代没有及时发起并完成产权改革。如果还是潘宁掌控科龙,或者在创业人时期就完成改制,我认为格林柯尔入主科龙不会那样容易。所以,企业家控制权不是可靠的长期制度安排,没有合法股权的保护、激励和约束,控制权靠不住。我一直为当年的科龙耿耿于怀,提醒其他类似的公司引以为戒。

    郎咸平指导下的论文说,“当年顾雏军在‘科龙改制’中途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带着自己的神秘资本突然降临正处于危机之中的科龙,将‘新民企’的资本与中国家电企业长期痛苦的产权问题结合:科龙易帜,大股东顺德政府套现退出”。这一点周很不认同:我认为不是科龙改制才给了格林柯尔机会,而恰恰是科龙没有及时改。卖出科龙的镇政府头头我也拜访过,是非常强悍的人物,要不是无路可走,决不愿意放弃科龙的控股权。今天海尔的张瑞敏比当年潘宁年轻,大小环境也有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海尔已经开始探索产权改制。中国出一个好公司不容易,为长治久安,不留历史性遗憾计,惟有大胆改,加快改,千万不要被无谓的指控吓住。

    周还把这次“郎旋风”涉及的三个案例做了小结。海尔背了大集体所有制的历史包袱,要界定存量资产,被郎咸平先后指责为“侵吞国资”以及“侵吞大集体资产”;TCL的政府与企业家面向未来签订利润分成、高管持股合约,郎咸平指责“国有资产稀释和转移”;科龙没有及时改,“打工老总”到点下课,政府“老板”亲自上阵打理,(ST后)落个被格林柯尔收购的下场,又被郎咸平说成是为产权改革提供了“国退民进”的盛筵。我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

    此前的2004年8月24日,《经济观察报》刊登了与《证券市场周刊》联合采访张维迎的重头文章“张维迎回应郎咸平: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这篇文章打破了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沉默”,网上开始了长达10多年对张维迎的“批判”甚至辱骂。

     张维迎收没收顾雏军的黑钱

   《证券市场周刊》是在2004年8月28日刊登的上述联合采访的文章,标题是:国企改革是国人的共识,同时还配发了“是非郎咸平”一文。

    指责张的文章铺天盖地,特别是在顾被调查之后。2004年9月,《南方都市报》发表了署名鄢烈山的文章指责《张维迎“站”在哪里说话》。12月,人民网帖出了:张维迎的“妓女心态”能撇清自己吗?仅仅看着这些标题,就够张维迎喝一壶的了。事情并没到此结束,骂张的文章并没有因为时光进入2005年而减弱。

    2005年5月,《证券日报》发文“郎咸平笑了、顾雏军傻了、张维迎错了”。7月,《人民日报》下属的《国际金融报》接连发表了“郎顾之争收尾:中国资本大鳄和主流经济学家露出画皮”和“科龙风暴令张维迎等反郎主将集体失语——怕什么?”两篇雄文。8月,《国际在线》署名王石川的文章更直接:张维迎的道德底线在哪里?9月,《IT时代周刊》发文:张维迎收了顾雏军的黑钱吗?这篇文章只问不答,更没有证据调查。

    张维迎也够心大的,两年来被骂成“狗血”,还能正常讲课、写文章。张是陕西人,《西安晚报》的一篇文章着实让他无法面对家乡父老,标题很醒目“张维迎的羊头与狗肉”,这家晚报的小编够狠。

    媒体人的春秋笔法让张维迎哭笑不得。8月初,《证券时报》的一名记者拨通了他的手机,当时他正在开车,怕有急事就接了免提,记者想采访他,他不同意。记者说你对顾被抓有什么看法,张为了尽快结束通话就说了句我跟他不熟也不了解情况谈不上有什么看法。第二天,这个记者的文章就出来了,被网络广泛转发,张被指责为在顾出事后进行切割。至今还能搜到人民网的文章“张维迎:‘不熟’两字,就能抹杀事实?”。

    笔者曾经问过张维迎,为何在这么敏感的时期冒冒失失地说出了与顾不熟这样的话?张说他之前刚好看到一篇文章,在否定张文魁的观点时说张文魁参加了科龙成立20年论坛活动,收了巨额出场费,该文故意把张维迎列在后面,意在告诉大家,说了对顾有利观点的张维迎也是拿了好处费的。正赶上一个自称是记者的人打电话给他,当时他正在忙,就没好气地说了“不要问我,我跟他不熟悉”之类的话。上篇文章仅仅是暗示也就罢了,《IT时代周刊》的报道就演变成了铁证。2005年9月1日,该刊发表的“张维迎收了顾雏军的黑钱吗”文章中写到,“据媒体报道,有关部门已发现了科龙转账给张维迎、张文魁等经济学家的巨额转账支票票据”。该刊既没有说明是哪家媒体,也没有晒出支票票根这个有力证据,更没有说巨额到底是多少。笔者也曾问过张维迎收顾大额黑钱的事儿,他说他连顾雏军的一口水都没喝过。这一点,顾雏军应该最清楚。

    这两篇文章在网络上疯传,《中国青年报》这样的官媒的加入,几乎坐实了张维迎就是企业家而且是“问题企业家”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为什么是张维迎

    张维迎青年时期就已成名,发表过相当多非常有份量的学术文章,长期从事企业理论研究,在早期经济改革时期建言献策深得社会各界的认可。为何一句要善待对社会有贡献的企业家,就招来这么多的骂名?

    他的同事和老乡,北京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宋国青是这样评价的:广场上,阳光明媚,一个头顶上有个虱子的秃子大摇大摆地走着,很多人看到了都不吱声,张是那个会大声说出来的人。如果此时有人辩解说那不是虱子,是个痦子时,张会说“你错了,不是痦子,就是个虱子嘛”。这让笔者想起了皇帝新衣的故事,张大概就是那个说皇帝啥也没穿的小孩。

    其实,这个不完美的小孩并不简单。1984年4月21日,张以一篇《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论文入选著名的“莫干山会议”,摘要发表在同年6月的《经济日报》上,因其最早提出“价格双轨制最终取消牌价”为经济改革做出的贡献,于2011年获得了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此后的张维迎一发不可收拾。《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先后出版,《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

    张维迎花时间最多的是对中国企业家的研究。在一个论坛上发言时,他把自己的研究分成三个阶段。1983-1989年:从经济-社会变迁看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1990-2008年:打开企业黑箱,从企业家精神理解企业制度;2009-2019年:从企业家决策和职能角度理解经济增长和市场运行。张说,他研究企业家36年了,直到最近几年才真正彻底明白了企业家精神是什么,为什么企业家是市场的灵魂、经济增长和产业变迁的主要推动力。张强调,经济学家的职责是捍卫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的自由和法治环境,而不是给企业家出主意如何经营,更不能帮助政府制定抑制和扭曲企业家精神的政策。

    张之所以用30多年的时间研究企业家,源于企业家的作用非常重要且无可替代。这一点笔者深表同意。今天的任正非就是最好的例证。极目而望,有哪个国企的领导能做到任正非这样?使劲拨拉,又有哪个民营企业家能与任正非比肩作战?

    在当年的情势下,只有周其仁等少数几位教授冒着被“乱喷”的风险参与辩论,其中,薛兆丰发表在《财经时报》的一篇文章说得比较到位:“说到眼前的争议,我认为舆论失去了重心。顾雏军被捕又怎样……张维迎是为产权改革的大是大非作判断,而司法部门对顾雏军的指控是关于其公司内部的操作,谁曾用事实说明或用推理证明过两者有什么关系?多年后,薛受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因为网上授课十分火爆,被指冒充北大教授骗钱,转身离去,这是后话。

    躺枪的还有刘欢

    山东是人口大省,古有“闯关东”一说,就是穷的吃不上饭时挑着担子往东北跑。山东有个欠发达的县级市叫诸城。上了点年纪的人大概还记得“陈卖光”,这人贼大胆把市里的国有企业都卖了。按后来郎咸平的观点,这人应该进“秦城”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诸城市长的陈光,对治下150家市属独立核算企业进行审计。结果103家亏损,43家资不抵债。当时诸城有18000人吃财政饭,但财政收入不足8000万元,干部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半死不活的国企和入不敷出的财政,既是诸城当时的真实状况,也是当年全国的一个缩影。眼瞅着多数企业无法生存下去,陈光在短短的15个月内一口气把国企包括几十家集体企业几乎都卖了。在姓资姓社还要讨论的年代,陈的做法可谓冒着杀头之罪。相比之下,顾雏军只坐了7年牢还算幸运的。要不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三天考察,保不齐陈光真就歇菜啦。诸城趟出的路子正是:承包、出售、资产债务重组,实现国企转制。

    彼时,想卖光国企特别是地方国企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以至于经济学界还讨论了好一阵子“靓女先嫁”还是“丑女先嫁”,经济学界的大咖吴敬琏、厉以宁等都纷纷建言。

    事实上,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出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特征则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国资委原副主任邵宁在一次读书会上说,在改革初期,我们面对超过200万家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人数达到1.1亿人,其中国有企业8000万人,集体企业则超过3000万人。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其体制机制、布局结构、社会定位和职工观念与市场经济完全无关。要把这么庞大的经济体系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难度非常大。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国企的三角债等各种因素,加剧了国有企业的生存压力。1998年,国有企业职工人数锐减到5200万人,而原为4000万人的集体企业职工也减少到1000多万人,这减少的几千万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职工,除一部分直接转到非公有制企业外,大部分人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下岗或失业的经历。当年的“两会”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如果每个原本旱涝保收的职工按人均四口之家算,下岗影响着上亿人的生存,弄不好总理真得粉身碎骨呀?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至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著名歌手刘欢倾情演唱了陈涛作词、王晓峰作曲的这首“重头再来”,原本是想鼓励下岗人员,却被骂成是本世纪最丧尽天良的歌,那些无助、愤怒的人,把大批人员失业、领不到救济金的锅盖在一个歌手的头上。据传,后来刘欢再也不唱和政治搭边的歌了。

    面对国企困境,各地出台了招商引资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目的就是解困。因为其普遍性,急待处理的资产太多,价格自然上不去,而资金则成了稀缺资源。在这种背景下,容桂镇急于卖掉已经被ST的科龙也是大势所趋。科龙已经连续两年亏损,大股东又欠上市公司两亿多元。当时,在制造业,没有什么民营企业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现金收购,银行的贷款又不允许股权投资,那时的PE股权投资基金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地方政府协助顾在注册资本金验资方面的违规行为,大概也是出于无奈。如果追究责任,不应该单方面选择性执法。更何况,收购后,顾还免除了科龙原大股东的欠款。

    广东是对民营经济开放最早的地区,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相比之下,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型国企众多,发展民营经济缓慢,至今经济状况不容乐观。

    东北缘何屡振不兴

    说起大东北,“投资不过山海关”这句话让笔者这个东北人颜面扫地。就拿笔者的家乡、曾经山清水秀的老工业重镇齐齐哈尔来说吧,作为重工业生产基地的齐齐哈尔市,一重、一机床、二机床、建华厂、和平厂、华安厂、车辆厂……国企林立,坐拥数个大型兵工厂,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饭吃,按照马克思理论的“六项扣除”,每个月半斤肉四两油的日子虽苦倒也悠闲自得,几乎是夜不闭户,即使是大跃进时期也未曾饿死过一个人。可慢慢地,订单没了,工资也开不出来了,大多数国企难以维持日常开销,不得已只能“减人增效、分离辅助”,说白了就是下岗。这样的经济基础,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真的没活路。但是,同在红旗下,为什么南方北方差距越拉越大呢?道理很简单,发展民营企业,就需要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看看笔者家乡的“父母官”,哪个企业家敢投资呢?

    1.2000年至2012年,杨信先后担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家产3亿多元,46套房子。一审被判15年。

    2.2010年至2016年,韩冬炎先后担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已双开,正在接受司法调查。

    连续两任市委书记,前后19年主政黑龙江第二大城市,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不被带沟里才怪呢。更何况,每个大员倒下,都会带出窝案,市长林秀山、市委常委邓晓军、组织部长胡福绵、政法委书记夏继明、副市长黄宇……打住吧,省省大家的眼球。这种政商环境下,谁敢来投资?

    微信公号“中国工业报”曾在2019年4月发表过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张国宝的讲话,讲话中谈到东北两个著名的机床厂沈阳机床和大连机床,时至2003年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时,这两家企业已经奄奄一息,而大连光洋机床厂则是一家规模很小的民营企业。张国宝曾经提议让这三家企业联合开发数控机床,但各自为政联合不起来。结果是十几年后,大连机床破产重整,沈阳机床因经营不下去而被一家央企收购。

    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实行大一统国有经济,曾经是全球多个国家治理模式的广泛尝试。经过多年的实践后,各国纷纷做出重大调整,苏东解体与国家管理体制的选择不无关系。中国,因及时推行改革开放、发展非公有经济等措施,避免了一场无准备的“巨变”。

    其实,并非中国人笨,弄不好国企,国企不行是全球的普遍现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国有经济比重都非常小。历史上,英国曾经是个国有经济占比较高的国家。二战后,英国经济受到重创。工党首相艾德礼为增加就业大面积推行国有化,这也是工党的理念。早在1918年,英国工党就宣布了它的社会主义目标,同年2月还把“工党要尽最大努力使私有制和被它毁灭的千百万生命一同埋葬”写进党章。但是,国有企业并没有真正挽救英国经济,直到撒切尔夫人执掌唐宁街10号,私有化重塑了英国的基本经济结构。后任工党首相布莱尔,不仅没有把撒切尔的政策推倒重来,还在这个基础之上更加迈进一步,成功修改了工党党章的第四条第四款,以新工党的提法放弃了原有的社会主张 。

叁:郎咸平的是非漩涡

    从一个知名学者到绯闻缠身,由网民口中的“郎监管”到“郎渣”,郎咸平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人生?

  “不俗”之人

     可以说,从质疑德隆的初露峥嵘,到炮轰国企改制、在以顾雏军锒铛入狱为结局的“郎顾之争”中大获全胜,郎咸平确实站上了人生巅峰,甚至成了网上民意的代言人。

    然而,郎此后10多年的数次“神操作”,逐渐耗光了他的个人信用和道德光环。

    从NYU解聘秘辛、与小三的官司纠缠、访谈郭美美母女过于明显的倾向性立场,最后到为一串坑人的平台站台,舆论风评彻底转变,网民也终于看清,在“郎顾之争”、“郎张之争”中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制高点、披着黄金圣衣的郎教授究竟是什么成色。

    几件事中,关于NYU终身教授为何被解聘?传言涉多项投诉,其中性骚扰的指控最多,还涉及到违规使用公用电话私用国际长途且数额较大等。笔者曾经专程到纽约大学实地调查,但因校方有规定,不能向媒体提供证据。故传闻未得到证实。

    而对郭美美母女的访谈,是让网友对郎先行预设立场的论辩风格开始产生怀疑。当时正是郎风头最盛之时,国内各种论坛和节目争相邀请。2011年,在宁夏卫视的《解码财商》栏目中,郎咸平专访了因为炫富导致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爆发、处于风口浪尖的郭美美母女。据说节目录制的内容原本有对郭美美母女犀利的提问,但是没有被播出。从已经播出的20多分钟的访谈可以看到,郎咸平说话的时间比郭氏母女二人的还要多,在对郭美美及其母亲提问时,郎还总是先为其找理由进行解释。在问及王军投资中红博爱的问题中,郎咸平多次在发问之前,就已经说出一个结论。节目最后郎咸平还称,公众会给郭美美一个“最公正的评价”。节目播出后,一众网友质问郎咸平是不是“托”?随后,郭美美因为组织赌博被捕,郎咸平个人形象因此也受到一些影响。

    “能者多劳”,备受财经媒体关注的郎教授,近年来还上了娱乐热闹话题。郎教授在与第六任妻子的婚姻存续期间给第三者缪女士和她的爸爸买了两套房子。但在二人感情淡了之后,郎教授和第三者因为房子连打数场官司。最终在原配出马后,成功追回900万元房款+3年利息。这一波神操作,让网友惊呼“不懂点经济学和法律,连谈恋爱都要吃亏啊!”。

    上述事情虽然存在若干的利益勾连,毕竟与公众关系不大,可能仅属于“私德”领域。但郎曾经为多个问题平台做宣传,终于让其人设彻底颠覆。

    祸不单行

    郎咸平从2011年起就多次为泛亚集团站台,泛亚集团的产品销售火爆与其名人效应不无关系。当时的泛亚危机爆发波及了20个省份、22万客户、400多亿元投资,范围之广,金额之巨大,以至于郎咸平在酒店外被投资者们围攻痛骂。

    2016年,郎咸平又因快鹿集团资本运作事件再一次陷入危机。当时快鹿系旗下包括金鹿财行在内的若干理财平台的兑付危机,其中仅金鹿财行的资金缺口就达3亿元。虽然他在微博上极力将自己与快鹿集团撇清关系,但大家还是很快找到了郎咸平与快鹿集团在金融领域亲密合作关系的证据。

    郎咸平在快鹿集团的核心子公司“上海东虹桥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指导工作;而郎咸平的儿子郎世玮与快鹿集团副总裁张金如一起开了一家公司——中金国创控股有限公司,郎世玮任公司总裁。

    此外,郎世玮任CEO的上海哲珲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快鹿集团也有实质性的交易关系。

    祸不单行,接下来鑫琦资产爆发20亿元兑付危机、望洲财富董事长卷款约10亿元跑路、合拍贷法人携千万元资金失踪等暴雷企业,网民惊讶地发现,郎咸平都曾为其站过台。早在2014年,郎咸平的出场费就已到了数十万元之高,能请郎咸平站台的公司看来也是下了血本的,而数十万投资者则悲催地跳入坑中。关于郎顾之争的最新消息是,顾雏军在初尝胜果后,开始把炮口对准积怨已深的郎咸平,他声称郎充当了竞争对手的棋子。由此看来又要掀起另一场血雨腥风了。

    从NYU到香港大学再到长江商学院,一个知名教授因与小三的官司闹得沸沸扬扬也就罢了,最终因为为骗子站台而人设崩塌,在世人眼中,郎咸平从一个经世济国的知名经济学家,沦落为一个追逐利益的商人。这不但毁了郎此前树立的伟岸形象,还引发人们彻底怀疑其炮轰民企的真实动机。

    对于顾雏军的指责,这一次沉默的是郎咸平。对于顾案的改判,郎咸平恐怕早已无心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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