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贾康学术平台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中国区块链应用研究中心年会上的发言（全国工商联办公楼，2020年1月11日下午）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企业界的朋友，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做个汇报交流。王巍会长说今天我可以讲一讲自己怎么认识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我想借这个机会比较直率地汇报一下曾经也是工商联一次活动上主办方给我出的题目：如何破解民营企业旧惑新困，是探讨性地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如果简单做个回顾的话，民营企业的发展在中国，是改革开放以后从城乡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开始的。城镇个体户的涌现，发展到一定程度，雇工规模经营特点出现了，曾经有过争议以后，还是在党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指导之下发展起来了。农村在私营经济主体这方面，比较早的时候更多表现为首先要求安全，典型的是温州“带红帽子”——实际的私营经济主体它要戴上集体经济的红帽子，才敢发展。某些被大家看作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具体案例，当然也很有故事了，大家都知道的邓小平三次干预不要去把它拿掉的“傻子瓜子”的案例，是以小见大：邓小平站在处理战略全局的高度，他盯住傻子瓜子这个案例，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知道具体事情本身可能产生的连带效应是要高度关注的，要是把这样一个几乎浑身都是毛病的企业家做出一个什么特别的打掉处理的话，老百姓会说共产党的政策变了，他更多地看重的是社会怎么样理解党的大政方针，使之得到比较顺利的贯彻执行。温州在发展过程中，当然也是一波三折，我们过去做过调研，开始的“鸡毛换糖”，进入分散的生产经营原始积累过程，以后有了一定规模，小商品市场再加上前店后厂式的企业发展，再往后，觉得环境有可能了，发展带上保护色的“股份合作制”经济。很有意思，说自己这个企业有股份制的特征，同时又是合作制的经济，股份制是一股一票，合作制经济是一人一票，非驴非马到底怎么回事儿呢？其实并不跟你分辨这个，就是寻求保护色，使自己得到一定的发展空间。等到觉得真正安全了，股份制由中央充分肯定了，这时候才真正把企业明确表述为股份制企业。

在苏南等地，那些社队企业后来被称为乡镇企业，在集体企业概念之下，也有一些积极的探索。当然，后来也有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争，在比较之中来发展。在城镇区域，回城知青的劳动社等等，也演化而成一些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连接到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期，一直这么走下来，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机制，原来一些被称为公有制的企业，有没有可能要通过特定的改革措施变成非公有制企业？像那时候争议比较明显的，顺德是不是可以“靓女先嫁”，山东诸城、菏泽，是不是可以出卖国企，甚至“卖光”之后，还可以“送光”，这都是在发展过程中具体情况引出争议、而大家共同观察，最后形成了一些社会可接受的处理方式的。

到了非常关键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私营民营企业的发展出现高潮，不少体制内的人士下海，后来跟着还有互联网高科技的创新潮。在千年之交前后，我注意到北京当时公主坟环岛旁边的一些写字楼里，已经有很成规模的民营企业在做互联网创新了。近年的“双创”，还有商事制度改革，又催生了民营企业的大发展，市场主体的总数，现在是已经超出了一亿家，其中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里绝大多数又是小微企业。

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下：引领新经济大潮走在创新前列的，应该承认是现在已经成了气候的BAT+京东+后来的几家如苏宁、美团、拼多多，为数不多的头部的这些互联网+的创新型企业，怎么是清一色的民营企业？这其实是很好的说明，在“五六七八九”的格局之内，必须注意某些创新领域里最典型的成功者出自民企，在必须“烧钱”的互联网+的领域里，民营企业的机制有它明显的相对优势。国有企业在这个领域里不是没有想法，据我所知，美国原创的技术引起中国移动的注意以后，它推出的飞信，和后来腾讯成了气候的微信，是同一个原创技术。中国移动按它国有企业的决策和运营机制，很难扛过大规模烧钱的那个瓶颈期，飞信始终就没能成气候。但是腾讯终于扛过来了，他也不是没有这方面的犹豫，一度腾讯想把微信给卖掉，没人接盘，没想到一旦冲过了瓶颈期，烧钱真的成功了，风口上的猪可以一飞冲天，没有翅膀也冲上去了。这种对比，并不是说民营企业机制上处处都强，在另外一些领域里可能国有企业会有相应的优势，但是总体来说必须承认，现在在创新最前沿的必须烧钱、以极低的成功率去寻求成功而一旦成功以后，一些头部企业可以一飞冲天又带出大量的、长尾的很多中小企业跟进发展机会的领域里，民营企业的相对优势是不可忽视的。

这些简要的回顾之后，我说说对“旧惑”我怎么理解。过去从我们决策层面和整个体制内管理部门的基本态度来说，关于民企、非公有制企业怎么看待这方面的表述，曾经是“限制、利用、改造”，虽说有生存的空间，但是通过工商业改造，实际上走到1956年以后，基本就没有什么剩余空间了。等到改革开放，一开始很多人也这么理解，是不是对有一定发展空间的私营企业仍然是限制利用改造。后来现实生活中，大家知道不能这么看待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使大家感觉这个思维方向上，会动不动有压力的一些现实案例，比如社科院领导曾经强调的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还有“专政不理亏”的问题，是登在《红旗文稿》上的，当时引起了思想界的轩然大波和市场人心浮动的情况，使人想到是不是要重提“千万不要忘记”，等等，这都是底下很有些议论的。到十九大之后，仍然有人大资深教授的文章登高一呼，“消灭私有制”，造成市场上人心惶惶。后来跟出来的，是大家都知道的由总书记亲自出面，在2018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明确否定的民营企业离场论，新的公私合营论，直接控制论，等等。这些算是旧惑吧，过去一直表现出来，大家有争议、感觉不踏实的这样一些问题。

和这些过去一直在大家关注中的旧惑相关的，有一些概念要讨论起来，可能也是见仁见智的。比如说一些正面表述的东西，大家已经都听惯了的：国有企业是我们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到了现实生活中，我知道一些民营企业人士高度敏感，他们觉得这个话意味里包含的，就是国企是执政基础，那么民企是不是就不能归入这个重要概念之内？国企是中坚力量，那我们是不是就是非中坚力量？到了混改的时候，中央那么强调，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企业改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但是很多民营企业家自己的感受是说混改似乎是要把我们吃掉，甚至是逼民营企业就范。实际生活中也不排除这样一些案例：有些国企方面的人士打的主意、种种方式，我听说过：民营企业你不是困难嘛，我来跟你混改，我不出钱，拿干股，但是你跟我以这种方式混改以后，我可以给你开辟融资的绿色通道。

运行状态上来看，在总书记出面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之前，已经有一些大家关注的事情：几家头部的民营企业接连出事儿，从安邦开始，后来有一串儿，有些企业开始也不知道它是民营企业，比如海航，等到它信息若明若暗的出来以后，才知它不是国企啊，在2016年曾经出现过民营企业在国内投资急剧下降的局面。在内部我听到说法，起点就是郭囗囗失联，虽然他很快又出现了，他也很低调，不说他失联期间碰到了什么问题，还在努力发展他的企业，但是以他这个事为出发点，从年初的民营企业本土投资增长率还有8%，迅速下滑到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出现过的六七月间只有2.1%了。在这个下降过程中，决策层是高度敏感和重视的。所以就有2016年的两会上，总书记到工商联和民主党派联席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给民营企业吃定心丸，要在强调“亲清”二字以后，让民营企业可以可持续发展。

再往后面，党中央国务院有一系列的文件，讲怎么样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从开始说的不要对民营企业动不动追究什么原罪，到后来说的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要弘扬企业家精神，要保护产权，要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要加快编纂民法典，在大政方针方面反复强调两个毫不动摇。这一系列重要文件给人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现实生活中，中央的大政方针层面权威的态度，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结合着的必须是坚定不移按照两个毫不动摇，支持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同发展，而且这个发展中央的基本逻辑不是谁进谁退的问题，是总书记讲话里特别强调的共同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其实是要融为一体。混合所有制代表的前进方向其实就是共赢，而不是谁进谁退这样一个简单的表述可以说清楚的。

这个定心丸按照现在的说法，一直还在吃，就在不久前，国家又下发了重要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文件，大家可能印象深刻。有了总书记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长篇重要讲话，前所未有地肯定民营企业是“自己人”之后，原来的“旧惑”是不是可以加上一些所谓“新困”的探讨——因为当时会议主办者给我的概念，就是他们认为旧惑之后还有新困，下面我谈谈我的理解。

有了总书记前所未有的强调六大方面具体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工作要求，在操作层面上和一些具体要领上的直接对接比如融资，总书记要求银行金融机构怎么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对它融资的业务指标要考核，这就不限于原来一般的原则性说法了，要跟银行业绩考核挂钩，来落实他们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融资。

那么实际生活中，怎么还会后来仍然有企业界反映的这样不踏实的一些新困？一般社会上议论起来，人们所说到的一些表现，比如已经很有影响的囗囗，他曾经专门表过态，我一切都是党的，必要的时候都可以献给党，而且他实际采取的措施是急流勇退的退休。囗囗囗也专门表过态，数字经济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倒是学者出来批了他一通，说他对于数字经济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这当然也是见仁见智。在政治表态这方面，我觉得有总书记权威的讲话，其实是使这个前所未有的支持民营企业的“政治正确”问题，有了很好的环境和条件肯定，但是在民营企业这些人高度敏感的情况之下，有些心理因素仍然不可忽视。这些心理因素，是总觉得自己吃定心丸没吃到位。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是民营企业在总书记讲话以后，一些已经成规模的、业绩显而易见比较好的，容易得到融资支持了，但是大量的中小微的民企，仍然没有在技术性约束这方面冲过怎么得到融资支持的关口。因为现在主要是商业性金融定位的这些银行金融机构，它们的机制就是锦上添花，不可能可持续地去雪中送炭。一亿多市场主体里，绝大多数是小微民企，他们的融资到了具体的风控环节上，要有人签字，这个签字的责任“终身追索”是没法改变的，于是，很难在有“政治正确”以后马上要求技术性关口也冲得过去，给他们可持续的融资支持。这些在现实生活中交织在一起。技术性问题，我自己在研究中，多少年前就强调，需要在商业性金融的旁边打造中国的政策性融资体系，这个政策性融资体系中财政的后盾作用是不可缺少的，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以及PPP，都有财政资金在里面怎么样合理参与支持的问题，我们所说的开发性金融、绿色金融、草根金融、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的金融支持等等这些政策色彩非常浓厚的金融支持业务，很难想象简单以商业性定位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持续去做。所以，从战略层面来讲，技术性的约束突破，一定要有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造和创新。这也当然是一篇大文章，有国际经验，也有我们自己初步经验的一些可以总结之处，但是它的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关键是以双轨运行对应现实需要里，双轨运行怎么避免设租寻租，怎样避免拉关系处关系，弄得不好会乌烟瘴气。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表明，必须是有所有主体在一起的风险共担机制，必须有非常严格的内外多重审计监督，使政策性金融的好的意愿，能够在运行机制方面持续地防抑设租寻租的不良结果而健康运行下去。技术性的问题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说了。

我觉得在领导人和体制内明确表态形成“政治正确”之后，在实际生活中是不是还有这么一些问题值得讨论：就是现实生活中有这么多好的文件，这么多好的原则，但仍然经常感受到公权的任性，还有民企的弱势和无奈。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蔡晓鹏等等反映的一些案例，现在说起来很容易在市场人士中间引起共鸣，大家很容易碰到这类事情。另外，实话实说，有人说对一个侵犯企业产权错案冤案的纠正，胜过一沓红头文件，这已经有先例了：物美的张文中彻底翻案；顾雏军案经过很长时间反反复复的重审之后，是留了一条罪名，其他全都翻了，他还可以就此要求国家赔偿，但他还很不服气，他认为他那条罪名仍然是不成立的。还有一个咱们现在还在继续观察的，就是非常有影响的牟其中案，坐了快20年的大牢，最高法院现在明确要重审，重审就意味着有可能重新翻过来，或者说部分翻过来。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些事情要做起来确实是不容易的，（此处删去十个字），你要翻一个案，谈何容易。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知道有重庆“打黑黑打”伤害企业，这些账怎么说现在没人触及。所以，要在这方面真正让大家吃定心丸，这个工作怎么做好，还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民营企业家有时候说话也是很直率的：感受上不好的话，那你怎么说不是最主要的，关键看怎么做。很多人甚至直截了当地讲，我就是脚踏两只船，已做好准备，看着风头不对我可以拔腿就走。所以，长期行为就此不容易产生。最近一段时间我看到，在种种因素交织之下，民营企业国内投资又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又低到很低的同比增长水平上了。另外一些企业是说，我现在还有空间，还没做成头部，但是我不敢出头，尽量低调，暗中准备后路。有些民营企业家自己说已经做到很大规模，但是他从来不让媒体采访他，甚至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时候用的都是化名，我也碰到这样的一些人。客观地看，真正做到冲到最前列的民营企业，确实他们也在担心安全问题，而后面的希望能做大的企业，没到那个份儿上这种担心少一点儿，更多的中小微企业主要担心的是融资可得和怎么样降低负担等等这些问题，这是不同层次的民营企业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是有区别的。但是共性的问题，是不是得承认，整个民营企业发展中间，他们对于方向感、安全感、希望感这方面实际感受到的担心可告诉我们，中央给出的定心丸（有人查过，这是一个现在高频率出现的术语、关键词）还要继续把它吃到位。

吃定心丸，配上技术性问题乘着“政治正确”之势积极破解，我觉得这是对于解除旧惑新困这方面最简单的两个要领。

还有几个重大问题，从理论角度来说的探讨，我简单勾画一下，时间不允许展开说，点到为止。一个是非常明确地说，我们已写了长篇的论文，也终于发表出来了（是在培炎同志当理事长的《全球化》公开刊物上，知网上能查到的）：我们明确指出很有影响的援引共产党宣言的“消灭私有制”，是中文本共产党宣言的误译。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用德文写作的，网络上面可以查到德文版的原文，德文版不是讲的“消灭私有制”，而是“扬弃私有制”。那怎么会译成“消灭私有制”呢？当年陈望道先生是在德文译成英文本以后，以英文本译成的日文本作为他的底本翻译的中文本的共产党宣言，虽然这在历史上很有功绩，但我们从严谨的学术态度来说，应该指出这是一个误译，“消灭”和“扬弃”可完全引向不同的结果，“消灭”这个主体就没有了，“扬弃”是主体仍然存在，但是它升华了。“扬弃”是德国古典哲学中一个非常严谨的用语，而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这个“扬弃”它不是只言片语，共产党宣言出现了一次以后，在马克思最代表性的《资本论》皇皇巨著里，他又特别考察了股份制带来的资本私有制的扬弃，以及积极扬弃之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前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初心，是在洞察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提出以后要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不可能没有个人所有制，每个人有自己自愿选择的自由人的物质条件，那么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在股份制扬弃了资本私有制之后，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而形成的未来理想社会里的所有制形式。但很遗憾，我们学《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有这个论述，但怎么展开这个论述，大家都是绕道走的，几十年下来，没有人敢正面充分展开说这一条。但我觉得到现在按照中央所说到的，马克思主义要进一步的坚持和发展，那我们应该在学术严谨性这个立场上来探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已经写出和发表了长篇的论文，专门论述了这一个对于现实生活中怎么理论联系实际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非常重要问题的探讨意见。如果是按照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指引，那显然民营企业的前景绝对不是被消灭，而是升华，是和公有制经济成分最后融合在一起的共赢。于是“消灭私有制”这柄“达摩克里斯剑”，就不必老悬在头上了，民企也可有效消除“接受你是无奈的选择，消灭你是崇高的理想”的威胁感。

第二点是我前面强调的，得承认现在新经济大潮之下，中国再也不可错失机会了，民营企业的特殊贡献是它的机制在统计现象上表明了有相对优势，即互联网+创新中这个烧钱的机制，国有企业的决策机制很难过去。我们都知道国有企业要特别强调集体决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这方面还要提防着留下什么把柄，而民营企业决策机制里有一些特定的当机立断、能担当的特征。扛过去了可能就成功了，虽然这种烧钱的民营企业，仍然大多数是失败的，但是有他自己这样一种处理风险的机制，不是说谁失败了就流落街头，因为他烧钱的钱，主要不是他自己的钱，绝大多数的钱是来自于风投、创投、天使投。风投、创投、天使投以极小的成功率烧这些钱，帮这些民营企业看能不能成功，这种机制在国有企业现在观察来看，确实还不是长项，而是国有企业的弱项。这也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第三，我认为已经到民企“五六七八九”的格局了，不要再反复说国有企业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言下之意民营企业似乎就是入另册的。应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有共同发展的前景，都是共产党执政基础。□□□同志已经提到这个事情——我注意到是在50人论坛上，但是好像没有人敢呼应，他这个话说得还是有胆魄的。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能把“五六七八九”扔到一边，不认为是我们的执政基础吗？这个事情应该进一步澄清。当然产业链上的结构性分工合作，刘鹤同志也有很好的论述，这个结构性分工合作应说是已经显现的一些特征，但并不是永远都这样，有可能以后混合所有制发展以后，这种结构性的分工特征有演变。总体来说，大家是要寻求共赢的。关于竞争中性，中央已经肯定，易纲行长对此反复强调，我觉得逻辑上讲，还有高尚全同志所说的“竞争中性必然匹配所有制中性”。如果没有所有制中性，谈何竞争中性呢？现实生活中对所有制不作中性处理，竞争的中性是不可想象的。产业政策等等的倾斜，财政部早就说了，不要看这个企业贴着什么所有制标签，应该是对事不对人的，应该通过业绩考评决定，哪个企业能够在国家产业政策方面真正出业绩，得到肯定，那财政资金就应该支持它的发展，区别对待的补贴资金等，应该按这个原则来用。这都是我们过去已有一些比较清晰的看法和经验积累的。还有就是政策性金融这方面，我前面汇报的突破技术性风控的约束，一定要有政策性金融体系里健康可持续机制的打造。

再有第四，就是收入再分配这方面。应该明确，邓小平的思路其实是非常清楚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要推进致富过程，致富不可能齐头并进，所以，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财富并不是原罪。但是邓小平非常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追求共同富裕，现在恰恰网上很多人情绪化地批邓小平，说邓小平不搞共同富裕——错了，邓小平反复强调了共同富裕，他晚年最关注的事情就是要怎样实现共同富裕。而实际生活中，要实现这种邓小平强调的共同富裕，就必须有再分配优化的手段，而再分配优化手段在中国是绕不开直接税制度建设的，恰恰直接税又是在中国现在困难重重、大家说起来望而生畏的一个概念。十八届三中全会写入了60条的“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现在还没有什么有份量的具体措施。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它只能是低端税负的下降和高端税负的提升组合在一起，而且很长时期内它并不能表现提高直接税比重这样的后果。新的一轮个税改革值得肯定的是有了综合机制，但很遗憾，综合机制没有覆盖任何的非劳动收入，倒把专家型的劳动收入的税负一下子提得很高。对低端的人群，我们已知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使他们降低了负担，但是马上矛盾来了，逼出粤港澳大湾区对外籍的专家要给政府特定的补贴，让他们把实际税负压到15%，那么内部、本土的专家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早晚得解决，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其他的直接税在中国现在可操作的，摆来摆去就是房地产税，中央要求加快立法但是实际生活中却始终不能加快。至于说遗产和赠与税，当然也是直接税，现在只能说有这个概念，中央曾经不提它，后来又提到要研究，现在也没有什么声势，离我们现实生活中还比较远。所以，怎么样在民营企业发展必然带来实际生活中收入差距扩大、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带来的是致富过程不可能齐头并进这样的错综复杂局面之下，处理好优化收入再分配的问题，是一篇大文章。我们也要特别强调，在这方面，总书记所说的“亲清”二字，要真正把它掌握好，也有挑战性的问题，反腐倡廉、法治化，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看法还非常粗糙，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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