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小平到郎咸平:暗流下藏着一种十分危险的情绪

发布时间:2018年10月15日 浏览量:235

前些日子,有位叫吴小平的人火了,他不过写了篇说私营经济该退场的文章,就被人们骂的狗血喷头。有很多人说他该骂,但其实说类似话的人不少,有些还比他有名的多。

京东集团CEO刘强东此前与知名媒体人秦朔展开了一场对话,在对话中,刘强东说,“共产主义将在我们这一代实现公司全部国有化”。

马云在2016世界浙商上海论坛上表示:大数据将让市场更加智能化,使得计划和预测市场力量变得可能,让我们能够最终实现计划经济。

刘强东的话基本上没人当回事,马云的话则引起了一些反响,遭到了吴敬琏、张维迎、钱颖一等自由派经济学家的驳斥,不过没有在普通人群中间引起什么反响。

有网友说,刘强东马云二人的话看似随意,实则暗含深意,他们分明是嗅到了什么,代表富人向政府递投名状。这话似乎也难见什么实在的理由,但如果把这二人所说的与吴小平引起的巨大反响的说法连在一起看,不难发现,在中国人看似平静的社会生活中,涌动着某种令人担心的东西。

正如媒体人李曙光所言,这是人们对于公权力在经济与私人生活领域要以某种形式的强势回归的不安。正是嗅到了某种蠢蠢欲动的味道,给了诸如吴小平之流投机取巧的诱惑。这些出于中国式精明与投机的言论所引起的社会躁动不安,那点不多的信心也在被侵蚀消失。

不仅是单纯的国进民退,这些人的表现甚至让人想到了民企要卖身以求自保。我们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这样在十年前二十年前说出来根本没有人当回事儿的言论在此时会如此让人惶恐不安,愤怒生怨?为什么人们对于公有制的回归,对记忆中并不陌生的公私合营的心理阴影如此恐惧焦虑,这才是问题所在。

其实李先生说的不对,今天的这一幕在10多年前曾如此相似的上演过。

好友反目,顾雏军被郎咸平指责侵吞国有资产

2004年8月9日,由港入大陆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了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的演说,批评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在收购活动中卷走国家财富。同时质疑海尔、TCL、格林柯尔等某些民营企业通过改制侵吞国有资产,“国退民进”式的国企产权改革已步入误区。

被点名质疑的顾雏军,并没有像海尔的张瑞敏、TCL的李东生那样选择沉默。他当时选择了站出来“辩论”,耿直的顾雏军以为真理越辩越明,也是那场“郎旋风”风潮中唯一一个正面回应郎咸平“炮轰”的人。

不过处在舆论风口浪尖上的顾雏军很快收到了广东证监局的询问函。问函的关键是科龙有没有在广东发展银行给大股东格林柯尔担保2.76亿美金。科龙当时净资产只有28个亿,如果有2.76亿美金担保,这可是重大信披违规。为此,顾雏军写了一个证明给广东证监局,告诉他们没有这个担保,同时附上了广发行的证明材料。

但是,科龙依然被立案调查。2005年7月底,包括顾雏军在内的9名科龙及格林柯尔高管被警方控制。随后,因涉嫌虚假出资、虚假财务报表、挪用资产和职务侵占等罪名被警方正式拘捕。

2008年1月30日,广东佛山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款680万元。另外,通过与内地执法机构的协助,香港证监会表示顾雏军曾授意格林柯尔诈骗,要求法院冻结顾雏军15.9亿港元资产,审裁处还宣布没收顾雏军4.8亿元所得。

当年叱咤风云的格林柯尔系则就此倒下,顾雏军旗下上百亿的资产都被没收和冻结。其中,所谓被其“侵吞”的科龙电器在2006年底被老对手海信收购,变成了海信科龙。而美菱更为悲惨,当年能与格力、美的、海信齐名,现在早已跌出家电第一梯队。(“郎顾之争”13年后 自称“冤犯”的顾雏军有望翻案?2017-12-28 证监会/产权)

顾雏军被捕带来了广泛的后果:很多不行了的国有企业,没有人敢接盘,然后还不能关门倒闭,只能等着输血。这无疑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经营不善的国企的改革。郎咸平用“国有资产流失”、资本家“侵吞国家资产”来形容一个让僵尸企业扭亏为盈的企业家,那么谁敢去做国企改革呢?国企的老总不敢改革、民营企业不敢接盘,十多年过去了,国企的改革,依然显得那么敏感...( 引自《周放生对话顾雏军:重思“郎顾之争”对国企改革的影响》)

但事情到今天似有反转迹象。

2015年8月,提前出狱的顾雏军通过媒体公开为自己喊冤,同时向证监会申请公开科龙案立案调查的相关文件,以及案件关键证据的银行保函。

2017年12月,顾雏军与证监会对簿公堂并胜诉,判定中国证监会必须向顾雏军公布科龙案主席办公会内容,并且负担50元案件受理费。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将直接提审“顾雏军案”。

2018年6月1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顾雏军再审案。

但结果至今尚未出来。这里还是让我们回顾事件的整个过程。

顾雏军事件后郎咸平面对公众回应时表示:他并非与顾雏军个人过不去,实在是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事态而言。(郎咸平旋风:由案例而问题而主义2004年09月09日 新华网 )在国企改制的风口上,无疑他把自己也当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

但在其对手顾雏军口中,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顾雏军说:“当年我在ST科龙的时候,因为那个公司亏损,我做董事长月薪只有1元,2002年郎咸平找到我香港的公司跟我们说他写了篇文章来赞扬我只拿一元薪酬,我们香港公司负责人还请他吃了顿饭。那时候,我有一辆深港两地牌照的车,他时常借车来往两地,当时还把司机都借给他了,司机都曾请他吃过饭,却没有吃过他一顿饭。”

而顾雏军口中的这篇文章,后来有人在2002年的《新财富》杂志上找到过郎咸平撰写的这篇题目为《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的文章,对顾雏军月薪1元的做法欣赏有佳。

关于两人交恶,吴丁杰的《郎咸平真相》一书透露,郎咸平公开质疑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之前,二人曾是非常好的关系,直到一次顾雏军给郎咸平的公关费没有给到位,二人关系恶化。

那为什么郎咸平会突然翻脸呢?2015年8月,顾雏军通过媒体发声,说自己通过调查发现“郎咸平当年收了竞争对手400万港币,当了别人的棋子,他公开批评格林柯尔收购行为,是没有经济常识的。他当我的学生都不配”,还提供了证据。(顾雏军忆“郎顾之争”:郎咸平拿了对手公司400万抹黑我2018-06-13 来源: 金融街侦探)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确定,郎咸平质疑顾雏军的本源,根本不是他所言的“为国有资产流失而忧心忡忡”,相反,完全是出于一己私利。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来否定质疑本身的合理性。

从美国来到大陆,郎咸平揪住国企改革开处方

郎咸平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系,他研究的方向是corporate finance,即公司金融。2001年,郎咸平到大陆担任《新财富》杂志的学术顾问。在这段时间,郎咸平首创“研究型报道”,并向当时如日中天的德隆系发起进攻。

当时德隆系资本市场第一猛庄,但郎咸平以学者身份第一个站出来痛骂德隆,说“大家投入德隆的钱是拿不回来的”。而他2003年在演讲中又放言“德隆资金链不出半年就绷不住了”,一语成谶。郎咸平从此被当作中小股东代言人,博得“郎监管”之名。而在网络民意调查中,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90%。(郎咸平是怎么从“郎监管”堕落到与骗子同台的?2016年04月13日来源:凤凰网)

此次事件郎咸平未必得到多少利益,但靠此积累了不少民意。接下来他盯上了当时如火如荼的国企改制潮,从中很快嗅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

他从香港来大陆后发表的第一篇可能也是唯一一篇带点学术性质的文章,就是那篇让他暴得大名的《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文中他说经调查发现,顾雏军用于“收购风暴”的资金其实只有9亿多元人民币,而这9亿元换来的企业资产总值共计136亿。而这些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上市公司且收购交易定价较低,经营困难,但品牌较好。顾雏军利用这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企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一把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

简单的说就是,格林柯尔入股后,让原控股大股东通过上市公司的债务豁免、或者其他关联交易,内容多为对原控股公司欠上市公司的债务的安排、公司的商标、土地使用权等往往作为抵偿债务或者交换上市公司应收帐款的条件,完成对原公司债务清理的同时,也实现对原公司的完全控制。在一切完成后再拿现有公司品牌商标包括其拥有的土地在银行进行质押,从而获得巨额资金来收购其他公司。郎咸平称之为借鸡生蛋。

此时的郎咸平仍保持了一个经济学家特有的严谨。在得出上述结论后,他不是从宏观层面对顾雏军进行空泛的谴责,而是结合所收购的具体企业财务(主要是科龙电器)与资金往来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具体以科龙公司为例,科龙在日常运营中产生了巨大的现金流。例如,科龙电器2003年主营业务收入为61.7亿元。一般地,科龙的经销商都是先付款后提货,而在供货商和广告商那里,科龙可以拿到30天到90天的账期。以60天的平均帐期来计算,就有10亿元的现金一直留在科龙的账面上。因此,科龙有充裕的现金用于投资。显然,收购科龙给顾雏军带来了产业收购扩大效应,他动用了科龙的强大资金流来帮助他对冰箱产业的整合。

当然,郎咸平关于科龙的描述也有令人生疑处,如果科龙真像他所说的那么好,为什么还要等着人家来收购,在他的描述下,科龙行情一片大好,而管理层却形同木偶,任人摆布。

不过从全文来看,尽管还没有完全解开顾雏军扩张的巨额资金来源之谜,但至少给人提供了某种可供思考的途径,所以此时的郎咸平教授仍令人尊敬。在中国经济一日千里的狂飙突进中,我们需要这样的经济学家在适当的时候为之注入需要的清醒剂。

但随后当他看到由此产生的轰动效应可能带来巨大的利益后,就开始放下学者应有的公允,主动迎合这种利益需求,事件的性质也开始起了变化。

“目前这种(贱卖国货)的产权改革方式应当停止”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达到富强的,政府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个人从头到尾都主张大政府主义,中央集权。虽然我是吃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孩子,但我相信,我对美国的了解,是根源于我的学术研究,所以才有信心的站在大家面前跟大家谈论问题”。(《郎顾之争击痛国企产权改革软肋》 中华工商时报 2004年12月21日)

 “目前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呼吁限制政府权力是一种错误的跳跃性思维,也是‘新自由主义学派’极力提倡的。”郎咸平说,“在法治化还未完成之前,政府的退出将给老百姓带来可怕的劫难。‘新法治主义’应该是中国未来产权改革、经济思想的主流。”(《郎咸平提新法治主义 欲为国有企业改革开药方》 第一财经日报 2004年12月13日)

“在撒切尔夫人时代进行了“股改”。但是股改有股改的原则。这种改革都是和国企改革相对应的。股改三部曲,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经营好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改”,而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不能进行“股改”。只有把好公司进行“股改”,希望老百姓可以赚钱。而现在我们的股改,是好好坏坏的公司全部进行“股改”!”(我国的改革开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郎咸平教授清华演讲全文实录〉2005、12、21)

后来有人把郎的这些话概括为基本的三点:1、反对“国退民进”,主张中央集权的大政府主义;2、“以‘新法治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思潮”;3、国企改革应从效益好的开始,效益差的不能进行改革。这里在判断孰是孰非之前,我们首先弄清改制前国企现状究竟如何。

实际上“国有和集体企业在改制之前已经存在相当严重的资产流失。国企高管人员的职务消费只不过是露出水面之冰山一角而已,更严重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国企高管的腐败和犯罪行为,这些行为发生地概率也许较低,但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其二是国企高管的资产转移,通过与子女和亲属企业的关联交易,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其三是国企经营不善所导致的坏帐。在目前官方公布的二点四万个亿坏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欠下的。这是最大一项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 姚洋 《读书》2005年6月)

这是2005年北大教授姚洋在《读书》上所发表的质疑郎咸平的文章,在所有质疑声中该文所体现的冷静与深刻是尤其值得关注的。与郎咸平仅仅依靠在港的三个上市公司数据相比,他所涉及的面更广,也应该更有说服力。

“我本人在二00二参与主持了一项十二个城市近七百家国有企业的改制调查,被调查企业既包括一二百人的小企业,也包括近万人的大企业,调查数据涵盖一九九五至二00一年的七年时间。我们的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当一个企业中的私人股份超过了一定的比例时,改制对企业来讲,当私人股份介于零和50%之间的时,企业的资本利润率比纯国有企业的高二点七个百分点;当私人股份高50%时,企业的利润率比纯国有企业的高一点二四分点。在我的样本企业中,资本利润率各年的平均值在零和-1%之间,而郎咸平第二个例子中的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在-1.46%和5.05%之间,因此差距是很显著的(上面的结果显示,私人控股企业的业绩比国有控股企业的绩效低。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控制所有其他因素。比如,国有控股企业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它们的技术水平较高等)。此外,我们还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改制企业在改制当年比纯国有企业解聘较多的工,但随后它们解聘的速度低于纯国有企业(在我们的样本企业中,在岗职工比例都在下降);并且,它们的工资增长率高于纯国有企业。这说明,至少就长期而言,改制是一个双赢举措:它一方面减轻了失业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在岗职工的工资。”(《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 姚洋 《读书》2005、6)

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深层原因,姚洋却做出了令郎教授意外却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解释:资产打折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想以资产换取就业。就多数地方政府而言,改制是甩掉国企这个沉重包袱的好机会。一位经贸委的主任曾对我直言不讳地说:“改制就是要让工人别到政府大楼前‘上班’。”(《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 姚洋 《读书》2005、6)

为了印证文中的事,我们听一听一位因案发而被刑拘的银行工作人员的话:“在工行工作这些年,耳闻目睹所谓银行家靠关系和裙带获得了控制了人民存款和信贷资金的权力,到了那个位置上 ,懂不懂经济金融是次要的,是真文凭假文凭是次要的,所谓不断地向上汇报思想状况才是重要的。出了事上面挡着,目的是要牢牢掌握经济权,即行长想给谁贷款就可给谁贷款,没有理由那就由信贷员制造理由。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还加上其主管行政部门,在双轨阶段早和银行的行长们达成了瓜分信贷资金的默契,所以中国工行不良资产万亿,90%与国有企业厂长经理“银行家”合谋欺骗存款人有关。民企开始‘骗’贷款,只不过是学习国企和银行而已,论骗贷总额,还没有达到国企规模,论机会平等,也没有国企的地位“(《河南公民遭前县委书记报复蒙受7年不白之冤》2006-06-07 来源: 南风窗)。因此,对很多地方来说,“改制不是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效率而有意为之,而是迫不得已的结果。”

所以中国的国企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与郎教授所想象的英国式国企改革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时至今日,“尽管中国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模样,但目前市场能够发挥较大作用的仅仅是产品和服务市场,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的配置还是政府主导。土地的一级市场几乎由政府垄断。劳动力特别是职业经理人的配置方面,国有企业的高层主管大多数由政府指定而不是在市场上选聘。”(《吴敬琏:向富人开枪将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财经》2005年)

国企就象一个看起来还算强悍实则虚弱无比的病人,往口中不断填塞的补品根本无法弥补身上多处的失血,不动让它就这么流下去只有等死的份,全国人民迟早也要被它拖死;而动的话由此引发的剧烈的阵痛可能又会引发大的震荡。

而郎教授的“处方”,是国企改制先从好的企业开始,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郎咸平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群共同的身影

关于国企改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央就出台了系列文件 ,在十五次代表大会,1997年以后,这个基本目标、步骤、形势大体上都是明确的。总的来说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叫做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有进有退,从一般性的部门退出,集中再到战略性部门。再者,就是把国企,把绝大多数国企改造成为股份制企业。

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核心是,除极少数要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都要实行股权的多元化。但真正对其进行具体规范的却是新世纪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发[2002]12号)、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等八大部委联合颁布的859号文(国经贸企改[2002]859号)《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2002年11月18日下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的通知》(2003年11月30日下发),以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有关财政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第3号令(2003年12月31日下发)等几个文件。

中央八部委联合颁发的国经贸企改[2002]859号文件是为“推进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而制定的,它的基本思路是"鼓励有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进行结构调整、重组改制和主辅分离中,利用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关闭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以下简称“三类资产”),改制创办面向市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经济实体,多渠道分流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和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减轻社会就业压力。"(《中央八部委联合颁发的国经贸企改[2002]859号)提出双重置换的背景是:许多国有企业转制后运营较差,甚至面临破产,由于这些改制企业的职工身份并未改变,他们仍然有权向政府提出重新安排工作的要求。因此,双重置换的关键是让国有企业的职工进入市场经济的自由劳动力大军。

从上可看出八部委文件初衷是将《办法》实行限制在“三类资产”的范围内的,通俗所谓 “丑女先嫁”,其主要目的前面已说的很清楚。与郎教授所言撒切尔夫人时代的“股改”有着截然不同的现实环境,人家是在整个社会经济层面运转基本呈良性有着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法治体系,最重要的是,它有着坚实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后盾,同时国企占整个国民经济比重处于一个相对较低水准情况下展开的。而我们的情况是刚好相反。

最后来说说郎教授所说的 “以‘新法治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原则。对这个问题,郎先生后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有较为详尽的阐述,为了避免说成断章取义,我们尽可能把原文引述得更详细些。

“我们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盲目的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维。”

“在1997年之前,香港也没有民主选举。新加坡也是一样,亚洲已经引进了民主制度和舆论监督的国家和地区,例如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治下的台湾,哪一个政府不腐败。”

“ 我们总认为民主、自由等等可以让政府廉洁和高效。可是拿亚洲国家为例,就会发现这不是根本原因。各位请注意,如果搞了个民主舆论等等的方式监督政府,到最后,我们就可能走向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而不是走向美国。那时候是不是又来一次批评——政改失败。”

(全文〈我国的改革开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郎咸平教授清华演讲录〉2005、12、21)

搞公司治理的郎咸平在这里要为中国的宏观经济开治药方,并且还就整体的政治运作样式发表意见。不过很快遭到了真正的宪政学者蔡定剑的反驳。“说新加坡(我相信香港也一样)既无“民主监督也无舆论监督”是荒唐的。(<被误读与忽略的新加坡经验 ——专访蔡定剑>2006年2月16日 出处:《南风窗》作者郭宇宽)”

2004年,《财经郎闲评》在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开播,这是一档财经评论类节目,郎咸平是主持人。节目一播出便引起轰动。数据显示,节目开播三个月,收视率已跻身上海有线电视节目收视率排行前三名。当时一个流行的段子是,上海女人有三大爱,路易威登的包、卡地亚的手表,郎教授的脱口秀。(越界者,郎咸平 人物 2018-8-3发布者: 高扬 |原作者: 彭梁洁 |原发: 华商韬略)

2009年,郎咸平与广东卫视合作推出的《财经郎眼》,打着“让经济学生活化、媒介化”的标语面市。这个以国企改革拯救者闻世的人敏锐的抓住了中国社会的风口,开始以中国经济拯救者面目示人。他的书像《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谁在谋杀中国经济》、《误区》、《新帝国主义在中国1》、《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产业链阴谋1: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郎咸平说:金融超限战》等等。标题一个比一个吓人,内容却是一个比一个简单,基本上就是中国经济很危险,美帝坏透顶了。

然而,“所有命运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2010年,网易做了一个《造谣者郎咸平》的专题,对其观点进行公开质疑。

郎咸平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称:铁矿石或者叫铁矿砂多得跟海边的沙子一样。他的价格不是供求决定的,而是由华尔街决定的。原因是铁矿石价格与波罗的海指数和原油价格紧密相关,而这两项的价格是由华尔街决定的。如果你想得到便宜的铁矿石,那就必须找高盛,拜托它们把波罗的海指数和原油价格拉低,这就是游戏规则。铁矿石价格决定于石油价格和波罗的海指数,而油价和波罗的海指数的背后是美国政府。

在拉不出屎都是美国人在背后耍阴谋的网民群中,现在有这么一个懂经济的人用专业知识为他们指明了一条美帝阴谋的明路,自是引得他们顶礼膜拜了。但此次郎咸平再次被懂行者打脸。

BDI波罗的海指数是由几条主要航线的即期运费(Spot Rate)加权计算而成,反映的是传统的干散货船航线的运价,因此,运费价格的高低影响到指数的涨跌。是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贸易额不断上涨决定了航运价格的变动,而非航运价格决定铁矿石价格。而华尔街控制国际航运价格更是无稽之谈。郎咸平根本没法解释华尔街是如何控制航运价格的。而铁矿石多得跟海边的沙子一样更是背离常识的无稽之谈。

在郎咸平身上,我们看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普遍群体的共同身影。是美国的教育让他们获得了吃饭的饭碗,回国后即将碗反扣,将中国经济的一切问题,从房价暴涨,贪污腐败直至铁矿石谈判,都归结于美国的阴谋。这个前美国公民对美国如此深刻的仇恨令人难解。至此,在这个人身上,我们已看不到半点经济学者的底线。

不仅如此,这个人在传统人设标准上也已完全坍塌。

2011年,郎咸平为帮时任女友买房,以个人名义和馨源公司之间签订了一份古董买卖合同,并用这份合同向民生银行上海分行浦东支行申请了个人消费贷款900万元。2012年,暂时还不上这900万银行贷款的郎咸平,以借新贷还旧贷的方式,先从高汉新豪公司拆借了900万元还给银行,并再次和馨源公司签订了一份古董买卖合同,凭借该合同再次从民生银行浦东支行套取900万元个人消费贷款。2014年,和女友分手后的郎咸平,以“签订古董买卖合同后,馨源公司没有发货”为由,将女友及馨源公司告上庭,要求馨源公司归还900万元及利息损失,并且女友对还款负有连带责任。

    

整个资金流转过程中,郎咸平并未拿出任何现金。虽然买卖合同属实,但真实的古董交易并未发生,而郎咸平却成功地再次完成了900万元的资金腾挪。(郎咸平与前女友再打官司:900万是借款还是不当得利?2018-05-14 )

10多年前郎咸平对顾雏军以9亿元资金换来的136亿国有企业资产的行为大加鞭挞,而今天他则以空手套白狼的手段白睡空姐几年的同时还赢得900万。至此这个为维护国有资产流失慷慨激昂的英雄彻底显出了原形。

不仅如此,在需要他的场合,这个人还在一如既往的表演。

当年董明珠与雷军10亿对赌时,他说小米没有技术含量,靠组装,自己没有核心技术。芯片是高通的,屏幕是夏普的,组装是富士康代工的。销量不会超越董明珠的格力,不看好他和格力打赌10亿元,预言小米三年内会倒闭。在看着三年后小米仍活着且有越来越好的趋势时,他又拉上了华为。

在《郎咸平说:新经济颠覆了什么》说,华为呢,敢于在手机专利上与业界老大苹果和三星正面对决。

那么华为在手机上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吗?操作系统是安卓,芯片呢,国人一直都为华为的自主芯片而自豪,可是华为的任正非却表示他们会和高通保持良好的关系,今年仍旧会从高通那里进口大概5000万套芯片组件。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发布了2018年全球智能手机品牌的利润分布情况。数据显示,iPhone的二季度利润占全球总利润的62%,三星17%,华为8%,OPPO、VIVO与小米分别为5%、4%、3%,我们看到,被郎咸平们奉为自主创新典范的华为至少从营收上并没与只会价格战的小米们拉开明显差距。这里郎咸平先捧格力再抱华为大腿,并不代表他真的欣赏这两家企业,他只是看中了他们背后汹涌的民粹暗潮。

而他真正乐意做的,是为一些金融公司站台,拿钱,出事后翻脸不认人。

从泛亚到快鹿,这些年他曾站过的台

21世纪经济报道,出现在互联网金融宣传平台上的名人面孔,站台频率最高的是经济学家郎咸平,涉及5家平台,包括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快鹿集团、望洲财富、合拍贷和香港马胜金融。

2011年7月以来,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曾多次相继在杭州、上海等城市举办了多场投资报告会,并邀请郎咸平等与观众们现场交流。

▲泛亚宣传单页

郎咸平曾发文,表示泛亚最重要目的是为国家掌控金属定价权。因为郎咸平曾经为泛亚站台,郎咸平在上海遭围堵。根据2015年12月的网络视频,一些以中年妇女为主的群众高喊着“郎咸平诈骗、郎咸平滚出上海”。曾被上海女人视为必不可少三大件之一的郎咸平,此刻在她们眼中成了十足的骗子。


  ▲郎咸平为望洲财富站台(资料图)

2016年4月21日望洲集团董事长杨卫国已失联,预计卷款约10亿元,2015年10月,郎咸平与该公司有过合作,并以“郎眼看财经”的郎咸平品牌性词语冠名。在这场望洲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起并主办的“郎眼看财经望洲赢未来——2015望洲财富金融高峰论坛广州站”活动上,郎咸平也以“重量级嘉宾”的身份发表了演讲,称随着提现困难、跑路、经侦介入等因素,再加上国家政策的明朗,P2P的投资环境未来将有所改善。

2016年3月,上海快鹿集团操控的电影《叶问3》爆发假票房事件,接着,快鹿系旗下包括金鹿财行在内的若干理财平台出现兑付危机,其中仅金鹿财行的资金缺口就达3亿。郎咸平和快鹿的关系被《棱镜》证实。

 ▲郎咸平与上海快鹿集团典当业务板块新盛典当董事长汪国锋合影

据报道,《现代工商》杂志2010年一篇专访快鹿董事局主席施建祥的文章称,施建祥“已邀请了郎咸平担任担保公司的独立董事”。东虹桥担保成立后,而郎咸平系该公司的“战略合作”对象。另外郎咸平的儿子郎世玮跟快鹿也有密切联系。

2017年5月,哲珲金融旗下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合拍贷宣布暂停运营,董事长张金如协助公安调查;而其妻子,合拍贷总经理、财物总监兼法人代表郭虹随后失联,郭虹带走了1000万元以上的资金。根据合拍贷官网资料,郎咸平之子郎世玮的上海高汉新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郎基金)是合拍贷的第三大股东。此前合拍贷宣传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也是郎世玮。合拍贷也曾多次以知名财经作家郎咸平到其平台考察进行大肆宣传。

对于站台机构出现的问题,郎咸平采取的方式是“甩锅”。(原标题:这家与快鹿关系密切的P2P平台突然停业!为其“站过台”的郎咸平这回又怎么甩锅?)

    

睡空姐三年让人家倒贴900万,人家有录音证据也没法;为骗子公司站台,出事后有图有料,他翻手说没干。一个人有如此脸皮,在我们这个社会,生存能力之强悍就不令人惊讶了。但这不是我们要说的重点。还是让我们回到那场著名的郎顾之争。

重审郎顾之争:有人嗅到了被煽动的危险情绪

今天如果我们以公司治理的名义重新审视顾雏军对科龙系列案的收购,无疑是存在着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至少从账面上看,国有资产有贱卖的嫌疑,同时可能还被顾雏军巧妙的利用其资产品牌土地的质押,获得广泛的收益,进而以此来完成对其他企业的收购。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当时具体的时代环境下看,却发觉这一切都好理解。

顾雏军说:“在我入主科龙之前,科龙的亏损额大到令我吃惊,以至我与管理层商量是否还要进入,现在突然有人说我是捡了个大便宜,这让我非常莫名其妙”,顾是在“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报告同时称,地方政府也是科龙民营化重组的大赢家,不但卸掉了这个亏损包袱,而且得到的税收也年年快速上升。 (《 顾雏军首次正面回应郎咸平 称入主前科龙亏损大》 中华工商时报 2004年10月22日)

如果顾雏军不收购,科龙所谓的品牌土地等无形资产都在地下继续沉睡,而公司经营状况却在持续恶化。用不了多久,其庞大的账面资产很快归零,并最终化为负资产。张瑞敏、李东升面对的旧海尔与TCL何尝不是如此。时至今日,我们都该庆幸,这二人没有与郎咸平一逞高低,否则,中国家用电器届又损失了两个最优秀的品牌。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竞争的日趋残酷,对企业效率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企业经营者能亮明身份,果断的站在前台来应付这种挑战。但恰是这触及到目前国营企业产权体系的核心,自然也就会遭到来自国企层面的多个利益集团或明或暗的阻挠和反对。从另一方面讲,生产前沿要求变革最迫切的民营企业主在政治上还没有真正的发言权,他们不可能冒着与政府交恶的风险来谋求体制上的松绑。而他们背后的民众更是对没能给自己带来直接利益的社会变革始终持一种冷漠而势利的态度。归根到底,正是技术变革与社会变革之间这种巨大的时间滞差才导致了今天国企经济形式那种非驴非马的混乱局面。

从长远看这实际上极大的妨害了企业间的正常发展和健康竞争,为许多有抱负却没有权力背景的业主所深恶痛绝,但在目前确是民企存活的重要套路。这是因为,同高高在上的政府及其垄断性行业相比,作为纳税主体的民间商人仍缺乏与之相称的地位和权力,他们之间本身甚至连松散的行业间联盟协会都还没形成,因此他们就表现不出应有的独立和自信。尽管国家颁布了许多的法令文献来规范,但由于上下层间遥远的鸿沟隔离以及缺乏人数众多的群众参与做基础,导致整个社会法令法规的展开执行缺乏应有的内聚性和推动力。

根据证交所文件,自2018年初以来,有21家民营企业将大量股权出售给国有企业。其中,10家实际上是被国有化,因为国有企业将成为这些前民营企业的最大股东。(中国多家民营企业被国企吞并 2018年9月27日  英国《金融时报》 吴佳柏,贾一真)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这场纷争,应该说郎咸平教授所言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存在很大问题,却与这些年来中国实际的经济运作模式不谋而合。因而在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民意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有报道说支持者超过90%,而以主流经济学家和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另一派,他们所言也许并不完善但历史必将证明代表着这个民族更长远的方向,但获得的却不到5%,成了民意的激烈声讨对象。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对这些一向以道德人格自诩以国家民族事业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不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长期羁压于底层的民众对权力腐败与社会不公平的忍耐已近极限,而来自于体制内那些轻描淡写流于形式的自救同样已近绝望,他们迫切需要某个特定的事件来作为内心情绪的宣泄,“郎顾之争”在恰当的时间出现了,郎咸平来自香港,给人一个体制外批评者印象,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为民请命”的古老使命;而他所揭示的富人勾结官员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儿,又是无数人看在眼里却又敢怒不敢言的事儿,正好又充当了一个绝妙的导火索,愤怒的情绪一触即燃。另一方面,无从约束的互联网又为这种积怨的发泄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官员这表面上是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出离愤怒,实际上是对触目惊心却又无可奈何的贫富分化尤其是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所造就的国企员工下岗潮的强烈不满。

时代和现实的窘境不允许我们有经济学家的公平,情感比理智旺,热比冷容易。后来随着许多体制边缘人物的参与鼓噪,更使得群情沸腾,正义的感觉加强了我们的情感,却没有增进一个成熟的经济人所需的冷静心态。同时由于民众所接受信息的不对称,这种不加控制的情绪燃烧的结果是把矛头对准了所有的有钱人,指向中等收入阶层的上层分子,如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等”……“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好象集中注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国企经理的最高薪酬,对一般的富人征高额税等等;还动不动就要‘向富人开枪’。这种说法和做法不但没有抓住要点,还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向富人开枪将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作者吴敬琏 2005-11-26 来源: 《财经》)

而一旦这种情绪被彻底煽动起来,对整个社会既定秩序的破坏将是灾难性的。季羡林先生反思“文革”时说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据我看,专就北京大学而论,这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工人整知识分子的运动。在旧社会,教授与工人地位悬殊,经济收入差距也极大。有一些教授自命不凡,颇有些“教授架子”,对工人不够尊重。工人心中难免蕴藏着那么一点怨气。在那时候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解放以后,情况变了。到了十年浩劫,对某一些工人来说,机会终于来了。那一股潜伏的怨气,在某一些人鼓励煽动下,一古脑儿爆发出来了。(〈牛棚杂忆 十 劳改的初级阶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作者季羡林)

如果我们理解了季羡林先生这段话的真实含义,就能够理解“文革”中以非常极端的形式提出来的“平等”的观念,全民参与政治的观念等,并不是来源于后来精英们所说的中国“暴民”的“劣根性”,它实际上是这个社会多少年来,我们这个民族过于悬殊的两极分化下处于社会底层的那部分人,一旦获得诉诸权力的机会,就开始对长期处于社会顶端那部分人进行过度发泄甚至疯狂报复的结果。这是越来越悬殊的社会鸿沟扩展到极致的必然反应。

更令人担心的是,40年的改革由于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跟上,权力缺少制衡,这样使得权力阶层的利益膨胀,在社会分配中切去最大一块,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造成实质性伤害,这种利益膨胀与伤害且呈日渐扩展之势。在这种深压重负下,社会之所以还能维持基本稳定,没有引发危机,完全是因为经济保持了一定增长。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纵然大量经济增长成果被一些人所攫取,其他群体仍然有可能分得一杯羹;政府也因此可以有更多手段来缓解最棘手的矛盾。但利益分歧将使政府效率降低,使中国经济的这一最强助跑器丧失动力,政策调整前途未卜,中国经济很可能不再能保持40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势头。一旦经济增长减速或停滞,各种被经济增长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浮出水面,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也会削弱,必将会引起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这些结构上的痼疾在短缺经济时代由于廉价劳动力加工企业的所向披靡以及由此带来的雇佣劳动力的高额剩余价值而暂时得到遮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名噪一时的作为世界工厂的来料加工制造业,随着劳动力红利消失带来的成本飞涨,以及劳力土地原材料成本及上涨以及能源的过度消耗并进而造成的对环境的灾难性影响,到现在则逐渐沦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同样经济扩张时期肿胀起来的各种港口、工业区以及相应的庞大的管理机构,到了收缩时期将被证明是难以忍受的。所有这些,当前几年供给侧改革国企产能过剩通过行政手段得以逐渐清除,而下游由市场决定的民企则举步维艰。从马云刘强东到吴小平,所言其实共同指向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与10多年前一样,难道我们再来一次国进民退?

克罗奇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回过头从整个事件来看,不管郎咸平所说的现象是否属实,不管他所开出的药方如何不对症,他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和权利。在开放的言论空间中,肯定什么样的意见都有。只要这个空间是开放的,那就会有其他意见出现,这些意见可能更为准确地描述社会现象,更为理性地解释现象,并提出更为健全中肯的解决方案。只要我们相信,人类从总体上说是理性的,那就可以相信,理性的意见终究会在诸种意见间的竞争中占得上风,获得多数人的认可。

麻烦在于,我们的意见空间尚不是充分开放。有很多对现实更为真实的描述,以及更为健全的方案,无法进入公开的言论竞争世界。事实上,由于某种约束,很多具有智慧的人根本就不公开表达意见,很多具有理性判断能力的民众,也不公开表达选择倾向。这样,在意见竞争的空间中,竞争规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是谁最理性,即可获得最大多数的支持,而是谁的嗓门大,谁的意见最感性,谁就可以获得更多支持。郎咸平就是这样的意见空间中的英雄。(秋风:郎咸平现象背后的真问题2012年08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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